【青春有我·1919】蔡元培的校长室，聚了一帮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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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有我·1919】蔡元培的校长室，聚了一帮新青年  
2019-05-04 08:09:45杭州网  

钱江晚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北京大学学生周炳琳在演讲。西德尼·甘博 摄 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提供   

1918年10月22日，刚上任10个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发了一则“朋友圈”：本馆办公室一概迁至新大楼一层。各阅览室亦皆布置完竣，自今日起即在新舍照常办公。

101年前完全投入使用的北大“新大楼”，是当年北大文科、校部和图书馆的所在，1918年9月正式落成。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红楼和北面的操场，是这场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

如今它所在的这条街，直呼其名：五四大街。

如此直截了当，可见这幢北京人都知道的“红楼”，在中国历史上，在新文化运动中，在人们心中意味着什么。

思想之变在这里酝酿

目前，一场名为“五四现场”的展览，正在红楼一楼举行。我们也回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期从历史的、文本的、遗存的“现场”细节，来还原100年前那一场伟大运动，如何“运动”起来的。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职。此前的北京大学，用在此读书的许德珩的话说：“当时的北大，不是大，而是老，是腐。”

为了改变北大腐败的状况，蔡元培制定了“八字方针”：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从他聘请的明星教师队伍就可以看出，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教授都来了，思想自由的学术氛围，在校园蔓延。

红楼一层东南角119房间，门口挂着“图书馆主任室”的牌子，这是李大钊当年的办公室。在这间普通的房间里，李大钊使北大图书馆从旧式藏书楼，转化为现代大学图书馆。1920年10月，他在这里主持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他还在这里召集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开会，使红楼成为北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活动的重要场所。

蔡元培的校长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室在二楼。虽然蔡元培兼容新旧，但他骨子里是趋新的。上任一周之后，他聘请了《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大力扶植社团。之后，《新青年》一些中坚作者成为北大新锐教授，如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新锐教授“截断众流”传播新知，与旧派教授和平竞赛，使学风校风立即改观，在推动时代变革的同时，也促成了自我更新。

两代学人，在呐喊中上下求索

红楼一楼，还有一间敞亮的学生大教室，有扶手的椅子摆放整齐，黑板上的板书写着：中国小说史略。

1918年4月2日，37岁的周树人在日记里写：“二日：晴。午后自至小市游。”他没有提这一天发生的大事：《狂人日记》写完了。

1个多月后，这篇小说发表在5月15日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作者名字：鲁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由此诞生。早在一年前，《新青年》就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在那之后，《新青年》从一本地方性刊物，很快转变成为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发行量也从创刊时的1000份，猛翻了16倍。

2年以后，1920年8月，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被蔡元培聘为北大讲师，教“中国小说史”。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子东，在他的《许子东现代文学课》里提到：《狂人日记》最代表“五四”精神，一是借用了西方小说的形式，二是尝试了白话文，三是批判礼教，四是进化论的观点。这是《狂人日记》的基本特点，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四个要点。

新文化运动旨在启蒙，五四运动则为救亡。五四运动实则新文化运动精神日出照耀下的壮举。新文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品学兼优且有以天下为己任情怀与世界主义眼光的“新青年”。

如今，在红楼，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北大两代师生、老师之间的合作、对话，包括冲突、互融。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老师启蒙思想，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五四一代具体贯彻，他们后来都成了学生运动中的领袖。

浙江的“新青年”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也就是如今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它是浙江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9年10月10日，浙江一师、省立第一中学和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的部分学生创办《双十》半月刊，后来改刊名为《浙江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