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六十，人生纠结三件事：去哪儿、和谁去、做什么

　　作者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闵杰

　　来源 | 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30岁以前，冯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和改革扯上直接关系。

　　“我还在读书的时候，突然社会上多了个词‘改革’。起初并不知道这个词将与我个人生活发生多大的关系，无论是本科、硕士毕业，还是开始工作，似乎关于这件事情，我都是在关注别人的所作所为，对别人做得不对的事情希望有改变，或者想把事情往更好里做。”  

　　冯仑在最近的一段回忆中描述，改革之初，他懵懵懂懂地参与到了“改革的吃瓜群众”行列，完全是从一个看客的角度去窥探、去加油、去使劲。

　　那段“改革吃瓜群众”的岁月，是轻松愉悦的。“上世纪80年代的状态，特别兴奋，因为当时思想空前活跃。”冯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0岁以前，跟时代最大的连接，除了上班，就是大量参加社会活动，“只要有跟改革有关，跟新思潮、启蒙这样一些理论研讨有关的，都特别积极去参与”。

　　彼时，冯仑在国家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工作。如果不出意外，他会像前辈一样，沿着“理论对策化、对策政策化、学者幕僚化、幕僚官僚化”的路径走下去，这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改革的普遍路径。

　　但没多久，冯仑离开了体制，成为自由人。他形容自己，“从车上被颠下来了”。而到了体制外，他才发现，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每一次改革都跟自己有直接关系。

　　“被改革”的前半生

　　1977年，冯仑18岁。

　　这一年，正是改革开放前夜，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废除推荐制，恢复了高考制度。在此之前，高考这扇大门已经关闭了整整11年。

　　冯仑高中毕业，恰好赶上恢复高考。冯仑看完母亲用蜡版给他复印的资料后，借来一辆自行车奔赴考场。“当时考场的课桌都是破破烂烂的，桌面高低不平，有时一写字就能把考卷戳出一个洞。”

　　冯仑考上了西北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这是新设立的专业，首批招收了50人，冯仑成为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同班同学中，有的是知青，有的已经三四十岁有了孩子，而冯仑是大学里最年轻的学生之一。

　　本科毕业后，冯仑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他通过大量阅读，建立对外界的认知，尤其是对真实世界的了解。

　　他后来在自己出版的《野蛮生长》一书中回忆：“中央党校有两个阅览室，一个是党刊室，就是内部资料（内参）阅览室。当时是按级别看内参，很多资料在其他地方根本看不到，资料反映的都是社会阴暗面和问题。我突然感觉，原来除了我们从《人民日报》看到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外，还有这么多真实的情况！我开始怀疑，渐渐形成了习惯，在内刊室里找史料，不停地看各种各样的内参，这些资料使我知道世界原来是由两面互补的，一面是宣传，另一面是内参。”

　　年轻的冯仑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思考的都是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大问题”。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也和主流保持一致。他希望自己能成为胡乔木那样著名的“笔杆子”。“那时候最高理想就是成为胡乔木这样，天天写字，然后给领导写点文章。”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29岁那年，冯仑第一次来到了海南，着手创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会从海南开始，转了一个大弯。

　　1988年，海南正式建省，成为最年轻的省和最大经济特区。由于国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

　　不过，冯仑在海南的第一次冒险没有成功。当时，海南省体改所既没有财政拨款，也没有启动经费，随后被撤销。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所有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

　　“颠下来后才发现，自己被改革了，于是只好寻找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向。”冯仑回忆。

　　但是重新寻找方向并不容易。这其中值得回忆的一段人生插曲是，回到北京后，冯仑误打误撞来到了南德公司，成为“狂人”牟其中的副手。牟其中的做事风格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曾以500车皮轻工产品，换回前苏联4架民航机。牟甚至扬言：要在喜马拉雅山炸一缺口，让印度洋暖湿气流进入中国，把落后的西部变成第二江南。

　　书生气的冯仑和江湖气的牟其中注定无法成为同路人。1991年，冯仑不辞而别，正式闯荡海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