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古典经济学派的思想脉络

自1776年西方古典经济学派鼻祖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以来，影响至深至远。其经济思想的精髓可以浓缩成两个字：自由。在美国，这种自由的思想演变成了一种宗教崇拜：不自由，勿宁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而这种对自由的至死追求，逐渐成为西方文化的DNA，犹如稳定成了东方文化的DNA一样。但自由绝非西方文化的专利，中国当前提倡的12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包含了自由。

自由是个看似简单，却又复杂的概念。自由主义是一种形成于17-18世纪启蒙主义运动的政治哲学，它推崇四大宗旨：自由、平等、人权、民主。这四大宗旨存在逻辑关系，即先有自由，如美国黑奴得到人身自由在先(1865年) ，然后争平等(1865-1945年) ，再争权利（1945-1965年），最后争民主，用民主的制度来保障自由、平等和人权。也就是说没有自由，不可能有平等；没有平等，不可能有人权；没有人权，就肯定没有真正的民主。

在讨论自由时，我们没法回避幸福与正义两大概念。人人希望得到幸福，但幸福的标准是主观的。我们常说的要解放全人类、为人民的幸福服务，这个动机极好，但是如何实现，却很复杂，因为我们不可以、也不应该告诉他人什麽是他们的幸福，然后用我们的幸福标准强加于同我们完全两样的人群，并号称要“解放”他们，这样就违背了自由准则。康德说，人人都有自由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要这种自由无损正义。”（引自奥克肖特：《哈佛演讲录》，顾玫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

由此提出了三个重大理念：一是幸福的定义必须由个人决定。政府、集体和他人不能也不应该提供你不喜欢的幸福；二是幸福存在一个基本原则：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自由与权利，自由是追求幸福的必要前提。只要个人自由追求所得到的幸福，应该是幸福的；如果得到的结果，还是不幸福，那就需要赋予个人继续、不断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三是人人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需要制度保障。

所以，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人达成了一个大致的共识：由于不存在统一的幸福标准，所以必须给每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权利。必须强调，西方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民主是实现自由的手段而已。这一点被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主义充分强调。

上述政治自由主义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强调自由经济体制的三大基础，包括法律规则、私有财产、契约自由。首先，法律规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核心，包括法律的确定性、普适性和平等性三大要素，其关键要素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私人财产权利是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要底线，包括财产的控制权、收益权、自愿处置权，谁控股、谁受益；谁受益，谁就享有充分的处置财产的自由权利。这是一个私有产权的逻辑链条，缺一不可。任何试图打破和损害这根链条的努力，就会导致产权不明晰、不确定，摧毁私人的投资意愿和预期。最后是契约自由，它是自由主义经济的重要保障，包括选择缔约方的自由、选择契约条款的自由、以及交易权利的自由，合同的主要经济功能是提供产权转让。但合同一旦签订，必须履行；如果违反，必须得到惩罚。

继承和发展了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亚当斯密，极力推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它首先强调个人是经济社会的基本元素，个人拥有自由的自然权利，尤其主张经济自由化。同时，它特别推崇客观的自然秩序，认为人是理性的，存在超强的自我调节与和谐功能，所以，不需要外部和政府干预。在现实中，外部干预或外生变量一定是弊大于利。同时，自由放任思想强调市场应该是自由竞争的，任何强调有干预的市场或有限的市场，那绝不是市场，这是对神圣市场的侮辱和羞辱。所以，亚当斯密创造了著名的反映政府在市场中角色的词：守夜人(nightwatch)或更夫，政府只是需要经常提醒企业和市场：防火、防盗、防政府。杰斐逊也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与老子的“治道之要，贵在不扰”之论，不谋而合。

经济自由主义的方法论就是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个人是利己的，而利己的个人一定是冷静而又理性的，由理性的个人所组成的集体、社会和国家一定也是理性的。因此，经济分析的最小也是最核心的单位应该而且必须是个人，而绝不应该是团体、组织、社会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