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一家网校的数学老师正在与学生互动。

6月13日，在学而思网校的一间小会议室内，课题组的老师们正在讨论网络直播教学问题。A08-A09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1978年夏,恢复高考第二年，北大医院的一间传达室里，一群学子正在紧张地补课。上课的老师来自北京四中，学生则是四中和周边单位的职工子弟。黑板、桌椅等都是临时借来的。

　　这不是一家教育系统内的普通高中，而是一群想要上大学、想靠知识改变命运的人主动汇聚到一起，在民间自教自学，自己“收费”，自我管理。

　　大约10年后，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官方文件中，首次为这种教育形式正名——社会力量办学。1993年，国务院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又将它表述为民办教育。

　　40年后的夏天，云南小城威信，即将高考的常远（化名）正对着电脑学习。由于出生时重度缺氧造成不可逆转的脑病，他的语言和肢体能力存在严重障碍，无法在公立学校正常就读。一家民办教育机构的网络课程为他打开了接受教育的另一扇窗。

　　40年里，民办教育已从线下发展到线上，不断普及，更加便利。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它为更多受众“解锁”了受教育的更多可能。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学校”

　　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里，民办教育在中国几乎绝迹。因为“旧教育”是1949年后社会主义浪潮的改造对象。

　　1950年2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报告中提出，“坚决地和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

　　两年后，教育部发出“关于接办中小学的指示”，决定自1952年下半年至1954年，将全国的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管，改为公办。

　　直到1977年高考恢复，被“文革”耽误了10年的学子们开始备考时，一群北京四中的教职工才自发地行动起来，为孩子们辅导功课。“我教语文的，就给你们家孩子辅导语文；你教数学的，就给我们家孩子辅导数学。”当时的组织者廖锡瑞之子、后来精华学校董事长廖中扬说。

　　但这种交换式补课效率很低。为了让更多的教职工子弟受益，四中老教师、学校有名的热心肠廖锡瑞被大家推选出来，组织了一个子弟升学辅导班。

　　因为是民间自发组织，补习班没有固定的上课地点。四中教室、北大医院西门传达室，都出现过学子们“打游击”的身影。一周上两个半天的课，囊括文理各个学科。学生少的时候只有六七个，多的时候也就二十个。

　　廖中扬回忆，因为都是教职工子弟，“能教课的老师不用给费用，不能教课的就出点饭票。”授课老师的回报多是饭票。也有现金，上一节课拿十几块钱，摊到每个学生头上，不过一两块钱。“我们老爷子没有任何个人收益。”

　　辅导班一办就是10年，班上的学生逐渐从北京四中扩展到北大医院等周边单位，“类似于几个单位的互助组，福利”。

　　这群人没有意识到，他们在那年夏天的“游击队”，其实成了民办教育恢复的雏形。回忆往昔，廖中扬感慨，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学校后来的发展。

　　“以前是无证经营，想合法都不行”

　　但最初10年，四中的子弟升学辅导班始终处于灰色地带。没人说他们违法，也没人承认他们的合法身份。

　　廖中扬说，当时虽没有人说闲话，但“总归不敢明目张胆、大张旗鼓”。

　　直到1987年7月，原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第一次明确了此类补习班性质和地位：社会力量办学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办学的补充。

　　至此，“游击队”的心里才有了底。

　　规定出台没多久，廖锡瑞就从四中退休了。“当时老爷子岁数大了，跑不动了，我们家住航天桥。”廖中扬回忆，时任四中校长建议,在航天桥附近找个地方继续办补习班，还由廖锡瑞负责。就这样，精华培训学校的第一个培训点在北京海淀的紫竹院南路拉开帷幕。

　　学校成立后，面向全社会招生，不再局限于附近单位子弟。同时开始正式收费，每个学生每周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