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西南联大生活：抢着读书、打伞睡觉、八百人从军

原题《真实的西南联大生活：抢着读书、打伞睡觉、八百人从军……》

资料图：2017年11月1日，游客在西南联大旧址前留影。当日，正值西南联合大学建校80周年纪念日。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南开大学遭到日机轰炸，大部校舍被焚毁。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人分任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随着战局急转直下，长沙也不再安全。1938年2月中旬，长沙临大开始迁往昆明。由于战时内地交通困难，学校师生分几路入滇。其中一路200余人步行横穿湘黔滇三省，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

步行团的师生一路尝尽艰辛。旅途刚开始，很多同学脚上就“都磨了泡”；途中不时遇上阴雨天，更是狼狈。“草鞋带起泥巴不少……曾先生(指化学系教授曾昭抡)之半截泥巴破大褂尤引路人注目。”当时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吴征镒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步行团师生在旅途中。图片来源：《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截图

途中，风餐露宿更是难以避免。张曼菱编撰的《照片里讲述的西南联大故事》记载，步行团常借宿农家茅舍，时常与猪、牛同屋，也曾宿营荒村野店和破庙。

吴征镒的日记也证实了这一说法。步行团行至盘江、夜宿安南县时，便是一例。“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本日行九十五里)，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

即便是在这样的旅途中，这些年轻人依旧充满活力。抵达安南县的次日晚，步行团的学生们还在县城里举行“庆祝台儿庄胜利游行大会”。两日后，吴征镒又写道：“又二十里经芭蕉阁，风景可观。复十五里上坡到普安县。全日行五十三公里……路上同学大肆竞走。”

资料图：西南联大蒙自分校纪念馆外的西南联大校徽。中新社发 刘冉阳 摄

忍痛吃淡菜、睡觉要打伞

一路西行至当年四月末，200多名师生抵达昆明。全程随团步行的闻一多当时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

但事实上，昆明和北京大有不同。闻一多后来在《八年来的回忆与感想》中也坦言，“云南的生活当然不如北平舒服”，吃饭就是“一件大苦事”。“我吃菜吃得咸，而云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厨工每餐饭准备一点盐，他每每又忘记，我也懒得多麻烦，于是天天忍痛吃淡菜。”

饭菜确实寡淡。有当年在此求学者这样回忆联大的伙食，“早晨是稀饭，用煮蚕豆作菜，午饭晚饭是多土多砂有壳子的红米。米饭也不够的，因此大家围着饭桶，硬把胳膊向里插，菜是清水煮的萝卜白菜，没有盐，更说不上油珠子了”。

这一年的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校舍不足。

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总务长的历史学家郑天挺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一九三八年联大迁滇，因昆明校舍不敷，文法两院暂设蒙自东门外原法国银行及原法国领事馆旧址。校舍仍嫌不够，于是又租了歌胪士洋行。”

资料图：西南联大校舍。图片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网站

这正应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那句话——“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

这些校舍非但不是大楼，甚至可称是简陋了。即便是1939年落成的“新校舍”条件也极为有限。

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沈克琦用“土墙泥地稻草顶”形容之。“四十人一屋，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两张双层床。窗户是几根木条，冬天就糊纸挡风。”

还有学生在一篇名为《我住在新校舍》的回忆中写道：“虽然墙上的白粉大都脱落，而天花板上全是灰尘蜘蛛网，同学们大都还在寝室里贴上两张罗斯福的肖像或是自己欣赏的明星和pin-up girl来补偿这破烂于万一。而床上或是桌上照例是东一堆，西一堆，臭袜子和笔记本揉成一团，从没有过整齐清爽的时候。”

虽然“每年都要修补一次”，但这样的校舍“一碰上倾盆大雨，半夜里床上就可能成为泽国”。“油布，脸盆都成为防御工具，打伞睡觉的事，也并不稀奇。”

资料图：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西南联大教室旧址。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读书者有之：图书馆座位要靠抢

即便条件如此艰苦，不少迁滇的师生仍将这里看做“故京”。

和闻一多类似，当时任教于联大的陈寅恪有诗云，“景物居然似故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