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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邓仪　年龄：42岁

　　职业：生态协会副秘书长　居住地：北京/阿拉善/贵州代表

　　阶层：NGO行动者

　　没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可以找出，是的，当他从贵州返回北京后的2006年岁末的这个下午，在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北京的办公室，他这样感觉多年的经历和往返于贵州、北京、阿拉善交叉的道路。他短平发的头抬起来，微笑在脸上漾着，玻璃窗在眼睛的前方，窗外窗下，光怪陆离。

　　10年前，他还在国家级的贵州省草海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不过那时，我已经开始参与国际合作项目。”他对那段过往概括为“体制下的”。以一个公职的身份做着民间色彩的事情，是否有些格格不入？

　　格格不入的感觉持续了多年，长达5年的时间里，他一面“公职”，一面“民间”着。这期间，他两次去高校读书，读的都是与环保有关的专业，他因突出的“民间”环保工作行为，受邀出访美国，获得在中国环保界享有盛誉的地球奖和福特汽车环保奖。

　　带着“公职”的身份，他将草海区域的农民组织起发展协会，他是秘书长。“为农民带头，与自己的单位对着干，要利益，呵。”身份的交叉和冲突持续到2005年的某一天，“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我，保护区在贵州的报纸上刊登了开除我的声明。”虽然已离开单位三年，但直到此刻，他才一下释然了。

　　草海之后，他受自然之友的聘约，为乡村环境教育项目负责人，接受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个项目资助，在贵州古胜村搞起了退耕还林与村民发展项目的探索。2004年4月，一位企业家朋友找到他，由此出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副秘书长。

　　时间褪去了他的另一层肤色，又给了他新的外衣。当古胜和阿拉善的山地和沙漠里出现一个逐渐被当地人熟悉的身影时，“10年，我从公职人员变成了NGO行动者。”是的，他信奉“行动改变生存”，于是，他去践行。

　　行动者邓仪10年行动之后，他和他的组织正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一个缩影，NGO发展的一个标本。

　　“我童年是在大自然中长大的，与人的接触很少，我那时在山上奔跑，5岁时就能爬上很高的树”，邓仪回忆平生最好的美味，“山上的野果子我吃遍了，樱桃的味道回味至今。”

　　对大自然的热爱让他有了回报，1982年，他如愿进入贵州科学院草海观测站工作。

　　草海位于贵州西部威宁县境内。是贵州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海拔2171.7米，覆盖面积保持在30平方公里以上，以水草繁茂而得名。1985年，草海自然保护区设立，邓仪这年去了贵州大学读环境管理专业，两年后毕业，保护区管理处成立，他进入管理处工作。

　　“我那时觉得保护区里的一草一木都不能破坏。”但是，周围的农民是靠着草海养家糊口的，他们中的很多人靠打鱼为生，他们需要林中的木头建房子、烧柴。邓仪拿起了棍棒和拳头。“我是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可是为了我理解的环境，要和农民打架。”那是真的打——春天，鱼要产卵，是禁渔期，要和偷鱼的农民打；冬天，林子里的珍稀鸟类又成了农民围追的目标，还是要打架的。

　　一年春天，他和同事乘船搜寻渔网监督禁渔。忽然间传来“啊哈啊哈”的阵阵呐喊，只见湖面上驶来100多条木船，排成一列向他们逼近。1000多个村民站在船上，拿着拳头大小的石头、胳膊粗的棍棒甚至斧头，逐渐把他们包围起来，大有“水泊梁山”的气势。

　　那是一场将邓仪他们和农民的关系恶化到临界点的冲突。

　　和农民对立起来了，这种现状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保护区养了我这样一批人，拿着工资，拿着执法证，有的还扛着枪。”但是，草海周围的农民是要吃饭的。当地农民原来有人均3亩的土地，保护区为恢复草海水位，淹掉了大量农田，导致每户农民的土地只有不到1亩。一边要保护，一边要生存，自然是保护的主体，当地的人呢？

　　邓仪开始检讨和反思自己。法律、制度、环境、生存等各种冲突之下，有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就在忧虑充斥了邓仪的头脑时，贵州省环保部门引进了国际鹤类基金会和国际渐进计划组织的资金，一种自然保护与社区扶贫结合的国际合作渐进项目在草海尝试，他进入到了这个项目工作。为农民开辟新的脱贫路，草海不再是他们唯一的衣食父母。

　　一些农民被确定为“渐进户”，并得到赠款，另外开辟了生活道路，后来著名的“草海模式”诞生了。“改变了堵和打击的做法后，才发现不是自然出了问题，其实是人出了问题。”廓清了思想上的障碍后，邓仪发现除去制度和法律，“第三条道路”更为适宜、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