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耀眼数字的背后，谁在“折腾”中国的大学

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牺牲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就算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6月，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章开沅 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

面对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高等教育规模空前扩张，章开沅教授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固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普遍提升国民素质；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牺牲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即使成为庞大的产业，也只是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

如果教育工作者习惯于唯命是从，随波逐流，把大学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创一流”的虚热中层层加码、显耀政绩，那大学如何能办好？

章开沅教授指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二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是体制改革，要让大学独立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之声不绝于耳，且见诸声势浩大的行动。成绩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经常挂在口上的主流话语是：“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但这些耀眼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所谓“跨越”发展带给教育的是祸是福？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

▌高教何以在错误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2009年初，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争议更为火热。

当年3月2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提出《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建议：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四、大学必须与所谓“独立学院”脱离关系；五、让成人教育回归职业教育；六、停止大学办分校；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八、实行教授定编制；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据《长江商报》“高教十症”调查结果（3月12日公布），近两千网友投票，除第一、九两条外，其余8条意见均获“7成以上的网友力挺”。

当然，高教之病并非仅限这10条，而这10条也不一定都是最为严重之症，但这毕竟是一位资深大学校长率先响应政府号召，全面系统地坦陈自己的批评与建议，理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与理解。

我与刘道玉教授相识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汉地区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却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还曾在教育部主持过重要工作。我非常敬重他对教育事业的革新精神与执著追求，对他此次提出的批评建议更深有同感。应该说，刘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见包含着众多师生积压已久的共同心声。但我不想重复列举或补述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而宁可探索我国高教何以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危害又这么深！

记忆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体制、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艰难。1990年代以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主要驱动力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至今还记得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那些梦呓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经形成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可以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过任何民主咨询，决策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扩招”的大门，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

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牺牲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就算转化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虚有其表的泡沫经济。

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蹿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说得上如痴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