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重点大学招生应该照顾贫困地区吗？

田方萌，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师

补偿政策的支持者们只关注团体平等，忽视了个体平等。他们以为通过专项招生这种配额制便能够实现教育公平，结果却对大多数考生造成了新的歧视，也不利于他们试图照顾的弱势群体。有两个成语很准确地形容了他们的主张——削足适履和偃苗助长。

近年来，教育公平问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多所重点大学出台了针对农村贫困地区考生的专项招生计划，实行单设批次和单独划线。这一录取政策的招生力度逐年扩大，从起初全国每年一万名指标，上升到2015年的六万名，人为地提升了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的比例。在《应试教育是寒门子弟的福音吗？》一文中（以下简称“杨文”），教育学家杨东平力挺这一举措：“改善弱势群体的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不是让他们与优势阶层‘公平竞争’，更不是强化应试教育，而是通过法制和国家的力量，实行强有力的补偿政策。”

城乡教育差异的根源在那里？

在“补偿政策”的支持者看来，弱势群体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上升，就意味着教育公平得到改善。最近二十年，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杨东平承认：“在90年代末大学扩招之后，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的确明显提升。1989年农村学生的比例为43.4%，2003年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比例持平，2012年农村学生比例已经达59.1%。”考虑到中国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一趋势就更为明显。

据教育部数据，近年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逐年提高。

与美国的黑人问题不同，中国农民的身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城市化进程本身就会导致农村生源减少。据《中国统计年鉴》，从1989年到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的比重从73.8%下降到了47.4%。另据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数据中心发布的一份城镇化调查报告，2013年非农户籍（也即城镇户籍）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7.6%，农村户籍人口接近四分之三。也就是说，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常住居民持有农村户口。他们在生活上属于“城里人”，身份上仍是“村里人”。

不论相对于农村居民还是农村户籍人口的比重，中国高校中六成的农村生源都很可观。再来看一下城乡考生的数量变化。在前教育部学生司副处长苟人民的一篇论文中，有1996年到2005年的全国数据。在这十年间，农村户籍的高考报名人数由152万上升到483万，在2005年占到所有考生的45%。农村生源的录取人数则从51万上升到了304万，占到所有高校新生的43%。也就是说，早在十年前，农村考生的录取率（63%）已经很接近城市考生（68%），今天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了城市考生的录取率。另据上海学者胡瑞文的研究：“扩招前的1998年，农村青年入大学人数为40万人，占当年招生总数的35%；而扩招后的2004年，农村青年入大学人数为230万人，占当年招生总数的51%。在短短的6年中，不但农村青年入学增加了4倍多，而且还第一次超过城市青年的入学人数。”尽管两人提供的数字有一定差异——可能由于统计口径，但都指向了同一趋势。

然而，据马宇航和杨东平合作的一篇研究论文，城市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却比农村学生高得多。他们发现：“总体上城市学生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学生的2.56倍，扩招之前为2.28倍，1999年扩招之后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77倍。”既然农村考生的录取率与城市同龄人接近，为何后者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是前者的两三倍呢？主要原因在于，相当比例的农村孩子在中小学阶段就辍学打工，或者毕业后在外务工了，他们根本就不会出现在高考考场上。

根据上述研究，杨文称：“在不区分时间段的情况下，城市小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小学生的3.17倍，城市初中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初中生的2.44倍，城市高中生的高等教育机会是农村高中生的1.26倍。”可见，教育程度越高，城乡学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接近。社会学家李春玲在一篇评论文章中也指出：“初中升高中阶段是最重要的筛选关口。相当数量的农村家长及其子女在这个阶段决定放弃升入高中进而考入大学的机会，或者选择进入职业高中、中专等职业教育，或者干脆离开学校外出打工。”

高等教育的城乡差距为何很大？根本原因很清楚——问题不在高校录取环节，而是因为大批农村学生未能进入高中，农村贫困地区更是如此。

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机构发起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旨在为中国教育、健康和营养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该项目研究团队展开了八次大规模调查，结果发现2013年农村贫困地区仅有37%的学生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习。扩大这些地区的招生名额——就像中国重点大学正在做的，只会惠及三分之一多点的农村考生。我们可以推断，能上得起高中的孩子，往往来自这些地区比较富裕的家庭，也就是弱势群体中相对不需要被“补偿”的。杨文也承认这点：“当我们说许多贫寒子弟通过应试教育向上流动，反映的只是应试教育的末端和出口，受益的是那些进入普通高中有望升学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