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年⑭ | 蔡元培：力挺爱国，进退有据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蔡元培——力挺爱国，进退有据。

“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他的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应当做脚踏实地的工夫。——蔡元培《在北大话别会演说词》（1920年10月20日）

姓名：蔡元培

时年：51岁

身份：北京大学校长

地点：北京、杭州

蔡元培是与孙中山一起干革命的元老，曾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长北大十年半。迄今为止，他是影响北大最深、最受敬重的北大校长，在中国教育界的名望也难以被超越。

老北大的师生员工，都称他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郑天挺《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胡适任驻美大使时，非常敬重他，每次提及时“只称蔡先生而不名”，生平最佩服蔡先生的领导作风，“只谈政策，不管行政，他最会用人而对人信任亦专。”（傅安明《回忆胡适之先生》）

不同政治势力争论“五四运动”的正统。无论谁领导、谁传承，五四运动主将、骨干、中心在北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张国焘等，既有右倾，也有左倾，这是不争的事实。蔡元培对过热的政治运动有所保留，但倾力支持、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人身安全，也是不争的事实。

支持学生 积极营救

将“五四”游行前后蔡元培言行的多个细节串起来，虽然他没有直接领导这个爱国运动，但清晰表明了其引导、支持、保护的逻辑和立场。

细节一：1919年5月2日，他在北大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与傅斯年、许德珩同班的北大学生何思源在《五四运动回忆》中说，蔡先生“讲述了巴黎和会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

细节二：2日晚，北洋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3日凌晨，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前往蔡元培家告知此消息。胡适在1929年1月16日的日记中印证此事。“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失败的消息传来，徐世昌主张签字，陆徵祥、王正廷、伍朝枢皆主张签字”；汪大燮连夜去看蔡元培，“告以此时形势，说学生不可不有点表示。蔡赞成其说，故四日有大游行，遂有打赵家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