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规划教育往哪里去：大学引导不容回避(2)

职业规划教育往哪里去：大学引导不容回避(2)

2019-06-26 09:38栏目：科技

美国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依次建立了职业启蒙—职业了解—职业探索—职业选择的体系。以小学、初中为例，小学阶段将两万多种不同的职业归纳为15个职业系统，让学生通过各种活动了解不同职业的特点，培养职业意识；初中阶段通过对农业、商业、通信、建筑等门类的一般职业训练和社会实践，引导学生按兴趣、爱好、特点尝试选择职业。

类似这样的做法，在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很成熟。然而，在中国，中小学要开展这样的教育却是举步维艰。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意味着，要认识和发展自身个性和兴趣。而按分数选拔的评价体系，并不关心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都围绕着升学科目进行，这就导致了学校不重视学生个性和兴趣发展，家庭担心关注个性和兴趣发展会影响学业。”熊丙奇说。

评价标准单一、管理权过于集中，滋生了整齐划一的群体。

储朝晖指出，全球范围内，少有国家只有高考这一单一评价标准，大多数国家都采取多元评价体系，如日本有四类考试保障学生进入大学，且很多国家的升学考试多为验证而非选拔。

在多元评价标准下，国外学生对数学感兴趣者，可以多学，对数学不感兴趣者，可学难度低的数学，其选择并不会影响升学。而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之下，中国学生不问个体差异，不得不学着一样难的数学，只因为它是高考必考科目。

中小学教育强调共性，在主管部门统一管理的步调下，就连学生作业都有明确的规定。中小学校长既无法按照自身的教育理念办学，同时倡导个性和兴趣也会让他们感到难以管理。

新高考选科似乎带来了选择的曙光，但“即便如此，新高考给学生的选择空间还是有限，因为高考看总分，大家追求的依然是更高的分数，而不是为了未来的学业发展、职业发展，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学科”，熊丙奇说。

于是我国的教育便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大家都知道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且有国外成熟做法可资借鉴，但是单一的评价标准、过于集中的管理权不打破，少有中小学校长敢冒着升学率、中考或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大力发展职业规划教育。

由于在教育上得不到解决，无怪乎会出现像红霞遭遇的、将志愿填报变成一门生意了。

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在新高考撕开的“小口子”中，姜言看到了职业规划教育还有更多的可能。不久前的一次调研中，她参观福州、厦门等地的示范中学。“厦门某中学，邀请厦大研究生为中学生上建筑、医学、航空、美学课；福州某中学邀请家长为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工作……”她兴奋地向记者介绍道。

这些从国外基础教育搬来的经验，大概是中国土壤上最容易“落地生根”的舶来品。

姜言眼中理想的职业规划教育也是“体验式”。但农村中学的现状——不可能请到各行业的家长作分享，也不大可能请名校学生——又把她拉回了现实。

梦想还是要有的，在梦想照进现实的路上，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熊丙奇指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缺少专业的师资。很多中小学安排心理或德育教师授课，但心理教师通常关注学生的兴趣、性格、心理健康，显然不是职业规划；德育教师的讲授告诉学生该干什么，通常有说教意味，跟学生个性、兴趣发展相悖。“职业规划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认知，培养‘四个能力’，教师必须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结合规划、要求不断完善。”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缺少课程体系建设。包括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介绍，课后与学生进行现场活动交流，校外的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最终提高职业规划能力。

在熊丙奇看来，这实际上与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连在一起。新高考改革要求中学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德智体美劳需要相应的空间，培养学生劳动意识，要有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要让学生了解职业。

“其中的问题是，有的中学并不愿意给学生空间，学校认为挤占学习时间，要求学生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家长反对，认为这是给学生增加学业负担；学校、家长考虑安全因素，更愿意学生待在教室。”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