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立陶宛作家格鲁萨特：身份焦虑是个体的普遍困境

立陶宛作家嘎比加·格鲁萨特

（Gabija Grusaite）

有时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与怀疑。她出生于1987年，当时的立陶宛仍处于苏联治下，1990年立陶宛独立，她的童年成长于剧烈变化的时代。她也是立陶宛最早经历全球化的一代，2006年，19岁的嘎比加·格鲁萨特前往英国学习人类学，毕业后在马来西亚生活7年，直至30岁才重新回到立陶宛。

迁徙与旅行构成了她的生命体验与生活方式。她不断问自己，她到底是谁，作为立陶宛人意味着什么，她究竟属于哪里？

这种不断经历变化的生命体验也滋养了她的创作。2010年，她的处女作《未完成》

（Unfulfilled）

在立陶宛出版，这部小说以一位出生于立陶宛的女艺术家为主角，故事的背景却发生在巴黎、巴塞罗那和伦敦等地，小说描写的是立陶宛独立后体验到西欧的自由与全球化的千禧一代，他们对立陶宛的传统几乎已经没有怀旧之情，他们不追求金钱与名利，而向往着一种更加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

她的上一部作品《寒冷的东方》

（Cold East）

同样探讨了不断转变身份的个体如何寻找自我认同与自身价值。小说的主人公一直沉浸在社交媒体带给他的满足感之中，有一天他却突然感到厌倦与困惑，于是决定离开伦敦，前往东南亚旅行以追寻自己的意义。

嘎比加·格鲁萨特认为，我们都生活在快速变化的时代，无论是住在香港还是纽约，个人都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因此，她希望在小说中探讨个体在当下这个时代不断转变身份时对自我认同与价值的寻找。

对身份认同的困惑不仅来自于时代与生活的剧烈变迁，也来自于技术对身份的割裂。正如《寒冷的东方》笔下沉浸于社交媒体的人物，嘎比加·格鲁萨特认为，互联网完全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看法，真实的个体被社交媒体所吞噬，“只有当别人通过某些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看到你时，你才是一个‘人’”，我们是谁与我们如何在社交媒体上描绘自己之间存在着裂痕，甚至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我们也会分裂出不同的人格。

嘎比加·格鲁萨特本人也在与这种社交媒体造成的身份焦虑对抗。在和新京报记者的访谈中，她谈到，大概在五年前，她还沉浸于社交媒体之中，会在社交媒体上记录自己的一切生活，但她渐渐意识到，社交媒体所建立的联系是虚幻的，她并没有真正与朋友、家人在一起，于是她试着拥抱现实，减少社交媒体的使用。

她认为，个体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困惑是普遍的。在中欧国际文学节的一场对谈中，嘎比加·格鲁萨特谈到，她曾与父亲讨论立陶宛年轻人的抑郁与自杀问题，她的父亲对生活富足的年轻人的焦虑与抑郁现状感到不解。嘎比加·格鲁萨特认为，尽管苦难并不是他们这代人的标签，表面上看他们确实有富足的生活环境，但他们仍面临着不同的压力，比如要追求成功与完美。

在和新京报的访谈中，嘎比加·格鲁萨特则讲到，不仅是立陶宛，韩国、日本、俄罗斯都有很高的自杀率，“我认为这与社会上的某种完美主义有关。人们试图做到真正的完美，他们对自己非常苛刻，有时会抱有一些他们无法达到的理想。这就是他们陷入抑郁的原因之一。所以，保持开放的叙事，告诉人们他们并不孤单，每个人都在挣扎，也是重要的。”

 

身份在不同社交媒体上被割裂

 

新京报：评论说，你的小说《未完成》引发了千禧一代价值体系与身份建构的讨论，这本书目前还没有被引进到中国，但我对它具体引发了怎样的讨论很感兴趣，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嘎比加·格鲁萨特：我曾在伦敦金斯密斯学院学人类学，我的写作受到这一学术背景的影响。基本上，人类学将身份定义为非与生俱来而是不断变化的叙述。《未完成》是关于互联网时代是如何完全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的，对于人而言，只有当别人通过某些社交媒体上的照片看到你时，你才是一个“人”。

我的两部小说都探索了身份是如何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被完全割裂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是我们拥有太多的选择和压力，这使我们变成我们本不是的样子。我们想成为怎样和我们如何在社交媒体上描绘自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割裂。基本上是两个故事，一个是我们想成为什么，另一个是我们是怎样的。因此它是非常复杂的叙事，因为我们总是被鼓励成为美丽或如何的人，但我们并不是这样的。

 

（《Cold East》，作者：嘎比加·格鲁萨特，出版社：CLARITY PUBLISHING，2018年10月）

 

新京报：你对社交媒体的态度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