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来华100周年：今天依然要对公民理性怀有信仰

一战结束，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国人涌上街头庆祝“公理战胜强权”。然而，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陆续传来外交失利的消息，打破了国人的自强迷梦，整个中国如同一个被引爆的火药桶，群情激奋，躁动不安。正当此时，在美国享有盛誉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1859-1952），在中国五个教育团体的邀请下来华访问，并迅速掀起一阵思想旋风。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20世纪初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进步教育运动之父”。

原本只打算作短暂停留的杜威，被眼前这个从沉重历史中苏醒的新生共和国深深吸引，他改变了原定计划，两次延长学术假期，一共在中国生活了两年零三个月。一生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杜威，并未安坐于书斋，而是踏遍了中国的11个省，做了近两百场演讲，在传播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民主和教育观念的同时，还写下了数十万字的对中国时局、文化、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在孙中山、陈独秀、梁启超、蔡元培等急于寻求救国治世良方的知识精英眼里，年届六旬的杜威如同“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化身，尽管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并无深入研究，更像是一个带着自己思想工具的旁观者，但人们还是迫切地想从他身上找到诸多疑难杂症的答案。

杜威也试图结合自己的哲学思考和现实观察，为中国人提供一份可靠的答卷，但有时候他也会陷入怀疑和沮丧——他心中的问题多于答案。尽管如此，他还是自发地充当了中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大使”，把美国的民主理念和实践介绍给中国，也将中国寻求国际支持和民族独立的民意传达给美国。他向世人强调，“中国正在迅速发生改变”，美国应当担负起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的角色。他成为两个民族交流经验与思考的关键人物。

今年是杜威诞辰160周年，也是杜威访华100周年，新京报文化频道策划此专题，旨在重新检视杜威与中国的文化渊源，并重温其关于教育哲学、实用主义和民主问题的思考，这种回顾与反思对今天的文化和时局仍然大有裨益。

杜威出生于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爆发前的1859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二战后的冷战，今年是他160周年诞辰，距他去世（1952）也已经67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从上世纪末开始，杜威又重新受到美国思想界的关注，一下子涌现出许多关于杜威的学术著作——

《杜威对美国传统的贡献》（1995），Irwin Edman Bobbs-Merrill

《约翰·杜威与美国民主》（1997），Robert Westbrook

《杜威的政治哲学》（1998），Terry Hoy

《杜威：思考我们的时代》（1998），Raymond D. Boisvert

《杜威论民主》（2000），William R. Caspary

《杰出的教育家》（2000），Maurice R. Berube

《杜威的教育：传记》（2002），Jay Martin

《经验与价值：论杜威和实验自然主义》（2003），Morris Eames

《杜威的精神哲学》（2010），John R. Shook

《约翰·杜威》（2010），James A. Good

《生活的信心：杜威的早期哲学》（2011），Donald J. Morse

在今天，杜威对中美两国学界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他与两国现实的联系方式和内容也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当下不同的问题意识。对中国读者来说，杜威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对美国读者来说，他更是一位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本土实验主义哲学家。

对中国读者来说，杜威提供的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教育思想或公共政治理论；但对美国读者来说，杜威讨论的自由和民主是他们的国情政治。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从三个不同角度来谈杜威：杜威和他的时代，杜威式的公共政治，以及对今天的美国仍具现实意义的杜威哲学。

在历史语境中理解杜威

民主理论是杜威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是他在哲学、教育学、伦理学、认识论等领域论述的聚焦点。如今看来，杜威的时代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1952年他去世的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结束，艾森豪威尔刚当选美国总统，美国人的平均年收入才3400美元，大学教师的年薪大约是5100美元，只有3/5的家庭拥有汽车，2/3的家庭拥有电话，1/3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快餐店正在越来越受欢迎，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还没有疫苗，汽车刚开始装上自动变速箱，汽油是每加仑25美分……在那个如此“久远”的年代诞生的杜威民主理论，对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