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明远先生对话许美德教授：中国教育发展的全球意义在哪里

首先是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不是那么容易的，一开始很困难，最困难的就是观念的转变。40年来，观念的转变正逐渐深化，比如，从为经济建设服务，到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这个观念的转变很不容易，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

其次，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目共睹。我们用了20年时间，有了九年义务教育，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底子很薄，教育的发展全靠全国人民的支持。

再其次是制度的创新。40年来，教育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建立起来了，教育法律体系也逐渐完善了，颁布了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这是制度方面的创新。

最后是教育科学的繁荣。过去，曾经一本《教育学》统天下，这几十年来教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拿比较教育来讲，以前几乎没有比较教育学，一开始叫外国教育，改革开放后才把各个国家的教育学引进来，加以比较，借鉴他们的经验。教育科学的繁荣，还体现在我们今天的教育科学研究不仅停留在大学的课堂和实验室里，而且走到了基层。

许美德（Ruth Hayhoe）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教授，曾任香港教育学院院长

许美德

我1978年到中国，现在刚好40年。这些年里，有两个人让我非常难忘。其中一位是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教授。中国一改革开放，我就申请来中国，到大学当老师。那时候复旦大学的校长是谢希德教授，她特别热情地欢迎我，请我到她家里做客。

另外一位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李秉德教授，他之前在农村小学教了好几年书，但不以为苦，反而觉得在小学真正能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改革开放初期，他已经快70岁了，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40年来我最难忘的，就是能够有机会与这样的中国学者和教授有很亲密的来往，而且看看他们的人生和工作态度，对我真的是一个启发。他们经过那么多苦难，年纪很大了，仍全力支持改革开放，努力培养下一代青年。

此外，最难忘的一件事情和顾明远先生有关。上世纪80年代，加拿大和北师大合作开展了博士培养工作，互派博士生到对方进修，中国派了22个博士生和教师，加拿大派了15个。中方当时负责整个组织工作的就是顾明远先生，因为他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得这件事情做成。当年到加拿大进修过的中国学者现在都是教育领域的领军人物和骨干了。

顾明远

这40年里最重要的教育事件就是高考。知识改变命运，高考不仅改变个人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命运。恢复高考以后，读书无用论一扫而光了，为今天国家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许美德

我觉得中国这40年能够得到这么快的发展，第一个因素是儒家文化的传承，第二个是因为有非常明确的国家发展策略，有很多很有学识、能力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推动，这样有领导力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顾明远

这40年坚持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特别强调继承自己的东西，在教育上首先就是重新提倡尊师重教。此外，我们强调学生要打好基础并强调德育为先，培养学生成为有高尚品德的人，这都是我们的好传统。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个文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所以我们的发展也应该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的。

许美德

我也觉得继承过去的经验非常重要，我从1985年开始访问中国的大学，去了大概200多所大学，还收集了100多所中国大学的校训。不同地区的大学有不同的经验，有一定的自主权，凡事考虑本校的历史、本校的特点和情况，这点很重要。所以，今天很多中国大学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为有自己的传承和历史。

40年促进了教育的国际交流和相互理解

许美德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西方应该学习中国。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研究教育一定要到中国来。1992年，我回加拿大组织了一个国际会议，谈跨文化趋势，出经费请中国的学者，也请了印度和中东的学者。我不主张文明冲突，而是强调文化对话。1994年，这个会议又在中国的岳麓书院召开，也请了北美、印度、中东的学者到中国来。那个时候西方很多学者还不愿意到中国来，但改革开放40年让更多西方人对中国及其文明更加重视并且都愿意来中国了。

顾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