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里的正科级干部:曾是红极一时的说唱歌手

　　“年轻时，我心里充满希望，脑子里充满欲望，觉得天下一切都可以用rap来表达，天天想着一言兴邦。进入社会以后，我才懂得外部世界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每个人都值得被原谅和理解。每一种变革都来自日拱一卒，循序渐进。”

　　文|新京报记者张维 编辑|苏晓明

　　“最近《中国有嘻哈》特别火，下面上场的这个人……”主持人顿了顿，“他也看过！”

　　不大的舞台被笑声淹没。一位中年男人疾步走上台。他短发，戴一副近视眼镜，身材略微发福，穿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和电视上那些戴鸭舌帽和墨镜的嘻哈歌手完全不同。

　　他叫郝雨。2003年，他因网络歌曲《大学生自习室》为人所知，是红极一时的说唱歌手。

　　十四年过去，郝雨从大学校园走进了国务院，也从嘻哈少年变成了中年大叔。白天，他是机关大院里的正科级干部；暮色四合时，脱掉衬衫西裤，换上休闲装，走进三里屯、东直门一带的酒吧里，变成一名脱口秀演员。

　　他今年36岁，和所有使用保温杯的中年男人一样，房子、车子、孩子组成的生活漩涡让他窒息。只有站在台上的此刻，他能获得片刻喘息。

　　“过了气的拳击手”

　　站上台半分钟后，郝雨一本正经地问：“真的有人以前听过《大学生自习室》？举个手，让我感受一下。”

　　举手的人不少。郝雨扫了一眼，“都把手撂下吧，不要累到我的歌迷。”台下，笑声四溅开来。

　　这是一个周四夜晚。三里屯一家不大的酒吧里，一百多位观众聚在一起，看包括郝雨在内的6名脱口秀演员的拼盘演出。碰上周末，这里要变成一个沙丁鱼罐头。

　　“大家知道北京地铁高峰的状态吧，车一到站，门儿一开，人还没上，先掉下来四个……那天我挤在车里头，感觉后面有人捅咕我。回头一看，一老大姐，拿个自拍杆‘哎哎小胖子，你往右边挪一下，那个师傅，你和小胖子一起往右边挪一下，这个女同志，不要玩手机了，你去取代那个师傅的位置，那老头，来来，你来填补这个女孩的空白，那个老太婆你不要动啊，这个空要留给我，我是要从这下车哒！’”郝雨转换语调，接着说，“大姐，你……华容道玩得非常好啊！”

　　“坐公交时，售票大姐也玩得好，她们玩俄罗斯方块。”他顿了顿，模仿售票员大姐：“来前门上车前门上车，你这大包塞这儿，那大爷那有空座，赶紧坐着，别堵那儿，小伙子你别横着，你顺过来顺过来，贴着右边一直往里走，对，往里走，后门下车后门下车，来来来，下车排好队，得嘞，又消一行！”

　　现场被笑声和欢呼声包围。这些段子都来自郝雨坐地铁、挤公交的真实经历。他把生活中刺痛自己的东西，编成段子，笑着讲出来。台上的十来分钟，成了他生活痛感的出口。

　　每天早上，他6点钟起床，6点半出门。从小区门口坐24路公交车，和上班族、外来务工人员、外地游客前胸贴后背站三站，再挤进地铁2号线，被挤成“一张相片”后，在8点前到达前门附近的单位。

　　“上周要情报了吗？”“下周工作安排下发了吗？”“海报修改方案再报领导确认一下。”“这个片子的字幕还有问题，还要再改一下。”“有本书不错，买给大家，集中开个读书会，把大家的发言整理成文报送”……

　　一个普通的上午过去了。郝雨所在的单位是国务院某直属机构。他的工作内容很琐碎，“各种任务和事务性工作”。他有时在微博上感慨，要是公务员生活是人民群众说的那样轻松就好了。

　　今年是他做公务员的第10年。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渴望自由的嘻哈歌手，却走进了体制内，一做就是这么多年。

　　去年，郝雨给儿子买学区房后又背上了房贷；爱上脱口秀后，唱歌几乎被放弃了。他把这种撕裂的感觉写进歌里：“我的歌迷问我什么时候复出，我的妈问我什么时候提副处……”

　　一天夜里，郝雨刚把孩子哄睡，准备去冰箱拿啤酒，不小心碰掉了装唱片的盒子。这些珍藏的说唱唱片触动了回忆。他抬起头，镜中的自己头发稀疏、腹部隆起。“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