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蔡元培是神坛之上的人物。

他所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给刚刚从科举梦中醒转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生的魂魄。他与他带领的那个群星闪耀的北大，成为旧中国的一片乌托邦。

也因为这一特殊成就，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那段时间，成为后人追思怀念的“黄金岁月”。蔡元培从一个高校管理者上升为道德层面的“完人”。在他身上寄托了两种“理想”：“包容”与“骨气”。

所谓包容，是蔡元培在北大时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的氛围，让各种主义、学说，尤其是与官方立场不一致的学说可以在北大存在。蔡元培所创立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制度，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决策学校事务，可以防止大学官僚化。

所谓“骨气”，是蔡元培能够在当局压力下挺身抗争，反对校外之手的介入，保护“异见”力量，维护北大这个乌托邦的独立性。“教授能做主的，政府就别管”。

被寄托了这两种期待的蔡元培，成为丈量后世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的一把尺子，进而成为抽打后世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的一条鞭子。

这个被高度符号化、近乎神话的“蔡元培”，是真正的蔡元培吗？

蔡元培是那个复杂时代中的复杂人物。他是前清的进士、翰林院编修，也是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会长；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也主持过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他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的证婚人，也是反蒋独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他力倡教育独立，也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执行者。他是“五四首魁”，也是国民党“取消学生运动”议案的提出者。

这种矛盾性在涉及自身利益和派系斗争中，尤其是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时年，北伐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内政治形势山雨欲来。党内右派感受到共产党工农运动的巨大威胁，一场“清党”运动呼之欲出。

当时，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在得悉蒋介石反共清党的计划之后，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商量策划，6次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议“清党”，并担任主席。

▲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合影

会议还审定通过“检发共产党叛逆安全内应予通缉人之名单”，共179 人。其中既有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

对这份名单，1934年香港《平民日报》曾刊登评述，称蔡元培受了吴稚晖等人的蛊惑，处置名单是出自保护共产党人的目的。蔡元培看到后，在简报上留下“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写”的评语。

依靠这一系列会议提出的议案，蒋介石发起血腥的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丧生。在清党过程中，蔡元培也赴各地作演讲，称“国民党受共产党之催眠，共产党之煽惑”，“其煽动手段，无所不至，稍一不察，辄受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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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面，在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20余名共产党员一事发生后，蔡元培随即呼吁不能随便杀人，而“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屠杀

有人当时向蔡元培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蔡元培闻讯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这样，朱宜权才免遭毒手。

当年由蔡元培引入北大的李大钊，也在这次“清党”过程中就义。在蔡元培的帮助和筹资下，李的独子李葆华得以改名换姓赴日本避难。

蔡元培的复杂性，也体现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的7次辞职风波中，不是一句“有骨气”就能简单概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