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科学研究经历与体会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我在一篇题为“教学与科研：大学教师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文章中阐明了我的一个观点：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尤其是专业教师，科学研究在提升教学水平和质量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其实，这种认识是我自己几十年来任职大学教师的实践结果。为此，我想简单回顾总结一下我在大学的科学研究经历，供后辈学人参考。

我的大学本科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乱世中度过，并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毕业。五年中只有第一个学年学习了一些基础课程和1967年“复课闹革命”（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学习了一点并不系统的基础和专业课程知识。显然，当年留校任教，我们距离一个合格大学教师的基本条件相差甚远。然而，事在人为，大学教学资源丰富，尤其是我们这样一所专业教师和基础课教师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现在的天津大学）及唐山铁道学院（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等名校的著名行业大学。只要我们勤奋努力虚心学习，成为一个合格大学教师和学者并不是“难以上青天”的事情。

我于1970年毕业后有幸分配到学校在湖北省丹江口市的“校办五七地质队”工作，那儿聚集了一批学校教学科研出色教师，例如彭志忠老师。彭老师是我国矿物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因测定出葡萄石的晶体结构而享誉世界，破格晋升副教授，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72年我们迁回北京原校址与我们同住学十二楼三层有多位学术大腕。例如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的王鸿祯先生（曾任武汉地质学院院长）和池际尚先生（曾任武汉地质学院副院长，温家宝总理常怀念的老师）及地质学家何镜宇先生，石油地质学家陈发景先生和李凤麟先生等。在我的文章“感恩学术路上几位前辈学人”中介绍过几位学术前辈对我的影响。迁回北京后，地球物理勘探系领导组织给我们这些留校人员“补课”，开设了数学、物理、外语及专业等课程，其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数学老师兰仲雄教授。他是1952年从清华大学过来，据说是华罗庚先生的门生。兰老师一口福建口音，教学中体现的学者风范至今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兰老师上课基本没有讲稿，然而内容娴熟，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绝不照本宣科。这些先生精彩的科研教学表现在我心中埋下了“科学研究”的种子。

此外，我在丹江校办地质队期间还结识了多位地质矿产学科的老师，例如学校龙头学科地层古生物的吴瑞堂老师（后来定居香港）及霍承禹老师、李文祥老师、万天丰老师、赵伦山老师、熊曾熙老师（曾任地质矿产部教育司副司长）和杨巍然老师（曾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以及同时留校后来任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的张锦高，副校长姚书振，张汉凯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吴淦国先生等。当时校办地质队只有100多位教师，两年时间相互熟悉。当然，影响较大的还有我们地球物理勘探系的电法勘探学科带头人傅良魁老师。傅老师是我所了解的系里一直坚持做科研的少数老师之一。他负责主编的“电法勘探”教材是全国第一本地球物理勘探电法勘探教材。在他的影响下，电法勘探教研室多位老师在教学之余从事科学研究，从而奠定了北京地质学院“电法勘探”的全国领军地位。

早期对我学术影响主要限于校内的相关学科教授。例如我先后应邀协助学校多位教授指导博士研究生（他们的学科与我研究相关）。例如岩石学家路风香教授指导的一位“地磁场与大陆构造关系”方向博士，古生物学家殷鸿福教授指导的一位“环境磁学”方向博士和地球物理学家王家映教授指导的一位“应用地球物理”方向博士。在与这些教授的接触过程中大大提升了我对科学研究的认识，为我独立指导博士研究生提供了很好借鉴。随着科学研究进展，我开始逐步接触校外的学术前辈，同辈，乃至晚辈。我印象深刻的这些同行单位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和一些地学类大学（包括含有地学学科大学）。至今很多与同行学术交往场景恍如昨日，浮现眼前。我可以如数家珍说出这些同行的学术特色和代表性成果及他们中的一些“奋斗经历故事”。在这些学术同行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让我较早认识到，当好一个大学教师必须“科研先行”，为以后开展高水平的教学活动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