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上市之后，我们应该期待怎样的民办幼儿园？

“过度逐利”导致“天价幼儿园”和“虐童乱象”？

除去“民办幼儿园不许上市”外，《意见》中还提出了其他“遏制过度逐利行为”的措施。比如提出，“社会资本不得通过兼并收购、受托经营、加盟连锁、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国有资产或集体资产举办的幼儿园、非营利性幼儿园”“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投资营利性幼儿园，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营利性幼儿园资产。”总而言之，对资本介入学前教育提出了限制。

意见出台后，红黄蓝教育股价腰斩

新华社配发的新华时评，将这些措施的目的总结得言简意赅——“办幼儿园不是为了发财的”。这篇评论指出，“在逐利的驱使下，幼儿园的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空调费等层出不穷，‘双语教学’’艺术特长’‘早期潜能开发’成为天价学费的注脚，办园条件堪忧、安全隐患频现，师资质量差、教师待遇低，以至于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并且表示，“逐利不应是学前教育的追求，公益性才是其根本属性之一。”“对于那些抱着发财目的办幼儿园的，请另择他路。让学前教育回归教书育人的本质，还幼儿园一方净土。”

这些措施的提出，受到了不少人的欢迎。有人认为，“不许上市”的措施很对路，因为中国教育行业的“铜臭味”已经太浓了，引用彭博数据表示，“中国教育行业的证券化程度全球第一”。而在各种阶段和类型教育中，学前教育又是比较受民间资本青睐的。有研究机构指出，2017年，我国民办学前教育渗透率高达56%，远超其他阶段的教育，“高度的资本化或将提高行业头部品牌集中度，导致学前教育收费过度逐利，增加百姓负担。”

还有人拿红黄蓝的财报数据说事——“虐童风波对红黄蓝造成了一个季度的影响后，立马翻身。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中，红黄蓝净收入为4750万美元，同比增长25.6%，毛利润更是同比增长69.1%达到1590万美元。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8教育行业蓝皮书》，学前教育在2018年上半年获得的融资额已经超过2017年全年，说明在如今很多行业遇到融资难的问题的情况下，资本依然对学前教育青睐有加。”

那么，限制资本在学前教育方面进行投入，能够改变天价幼儿园、虐童乱象频出的现状吗？一些观点对此抱有疑问。如经济学家王健就认为，幼儿园学费之所以贵，是因为管制太多、准入门槛高造成供给不足，想要长期良好解决只能靠鼓励更多资本进来，提高供给，而不是限制资本。

不过，也有人有不同意见。有很多人认为，“天价幼儿园”并不是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恰恰是现有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向中产阶级“贩卖焦虑”，人为制造紧缺，把各种先进教育手段说得天花乱坠，把孩子在起跑线落伍说得像“天塌了下来”，才导致了学前教育越贵越有人趋之若鹜。有人认为学前教育已经不是通常的商品，而是经济学上的“韦伯伦商品”（Veblen Good），需求越高，价格越贵，这种商品能满足人类的虚荣心，炫耀财富与地位——恰恰符合如今一些中产家长焦虑且爱攀比的心态。因此，在一些人看来，遏制过度逐利的资本参与学前教育是有道理的。

其实，现有的民办幼儿园“天价学费”乱象以及“幼师虐童”乱象，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学解释——“合约失灵”。

这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亨利汉斯曼在1980年提出的一个理论。该理论指出，市场机制想充分起到作用，需要满足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消费者可以“货比三家”，对不同商家的产品和服务及其价格作出精确比较；二是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讨价还价”；三是消费者可以要求商家如约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若对方违约，则可获得救济。如果这几点都做不到，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就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此时消费者别说对商家进行优胜劣汰了，甚至连商家的产品或服务的好坏，有没有履行约定都无法判断，此时就产生了“合约失灵”。在这样的情况下，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商品或服务提供商就会“以次充好”来获得超额利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在服务领域，这样的现象其实非常常见。比如五星级酒店卫生乱象就是一个典型。酒店当然负有打扫卫生做清洁的服务的合同义务，但有没有按规范操作，顾客是难以知晓的。结果就会出现一些酒店和服务员“图省事”，用毛巾擦马桶的现象。要是没有“花总”这样善于获得隐藏信息的顾客，恐怕大多数人都难以想象会有这样的事发生。

“幼师虐童”的道理也一样。幼儿园属于典型的服务缔约者(家长)与消费者（幼童）分离的场合，家长难以判断园方是否履行合约。于是竞争机制失效，之间的合约已然无法限制服务提供商的机会主义行为，服务提供商就会“以次充好”来获得超额利润，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里以次充好的极致，便是削减成本，不断减少人员，尤其是专业人员的投入，最终使幼儿们不仅无法获得优质服务，甚至会成为被虐待的受害者。这是典型的“合约失灵”。（北京大学金锦萍教授《为什么非得非营利组织——论合约失灵场合中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