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岁幼儿“无处可托” 托幼市场空白如何填补

30岁的新晋妈妈王雨（化名）三个月前刚刚成功“卸货”，但紧接着摆在她面前的，是产假结束、重返职场后孩子由谁照护的问题。

“应该会是我父母来带，但我并不是很愿意，因为这不是他们的义务，不过好像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有好的托幼机构当然很好，因为孩子也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王雨告诉记者。

事实上，王雨所道出的，正是中国越来越多双职工家庭所面临的尴尬现状：幼儿园只接收3-6岁儿童，3岁以下婴幼儿“无处可托”。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中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现状正在逐渐破冰。11月底，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召开，要求90所新建或改扩建的幼儿园有条件的需配置托班，鼓励公民办幼儿园创造条件开设托班，同步对开设托班的公民办幼儿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还将把“新增50个普惠性托育点”纳入2019年市政府实事项目。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2018年下半年的医改工作之一，即为制定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性文件，由国家卫健委负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家有关部门近日已开始征求行业內意见。

剑桥大学心理学博士苏德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0-3岁婴幼儿的托幼需求会越来越大，对质量的要求也将不断提升，但目前整个行业、政策及监管基本空白，需要政府与民间资本双管齐下。政府在支持行业发展的基础上，仍需制定清晰的指引与监管政策。

不断扩大的托幼需求

为何我国入托率低？记者了解到，其背后是我国0-3岁托幼机构的数量匮乏。

以上海市为例，目前上海能提供2-3岁幼儿托育服务规模数共约16200名，占本市2-3岁幼儿数的8％左右。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数量有限，只有356所幼儿园开设托班，占全市幼儿园总数的22％左右，且多为民办幼儿园。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杨菊华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国家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托育服务随之高速发展，尤其是依托于单位的托儿所，为女性提供了很大便利。

不过，人口学者梁建章表示，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原本还有一些幼儿园开设针对两三岁幼儿的“托班”，但2012年政府颁布《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限制幼儿园入园年龄，不少公办幼儿园陆续取消“托班”。

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于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此外，杨菊华表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来了服务市场化，出现了保姆、计时工等职业，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家庭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形势的变化，托幼机构缺位的弊端正逐渐显现。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不断扩大的需求，使托幼供需矛盾不断突出。

苏德中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酒仙桥园区，共有60个名额，在开业数月后就已全部满员。纵观北京九个园区的情况，最小的孩子只有六个月大，1-2岁与2-3岁的需求则非常大。

上海市总工会的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职工希望孩子入托，原因包括增加与同龄孩子的接触机会、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家里无人照护、隔代照料不利于孩子成长等。

此外，“没人带孩子”的处境，也让我国目前本就不高的生育率承受更大压力。“如果年轻家庭只剩下‘全职太太’这一种选择，未来妇女势必会在职场上受到严重歧视，因为对企业来说，如果有一个女员工怀孕，那将不再只是几个月产假的问题，而是几年的职业生涯都会受到影响。面对这样的顾虑，很多职业女性可能选择少要甚至不要小孩。”梁建章说。

基本“空白”的托幼市场

除了数量的缺乏，现有的市场供给无法满足家长需求，也是我国托幼市场的一大痛点。

杨菊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市场上有很多早教机构，针对的是孩子的早期启蒙，而非照看孩子。这不仅无法缓解家庭照料的压力，反而还有可能加重，因为家长需要在其身边陪伴。

记者了解发现，以在全国开店上百家的某早教机构为例，针对0-3岁婴幼儿的，主要是音乐、艺术、运动等课程，且需要父母参与，每节课程约45分钟左右。类似的早教机构在中国数量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