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高校信息公开：部分高校被指仍有防范心态

　　部分高校被指仍有防范心态

　　这个新生的制度激发了诸多研究者的兴趣。2017年前后，与熊丙奇同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的副研究员喻恺，一度向397所高校递交了申请，要求公开学校年度受捐赠财产的来源、金额以及支出情况。

　　这是一项同时列入《办法》和《清单》的内容，理论上高校应当主动公开，但陆陆续续收到的答复让喻恺和他的学生感到意外。

　　喻恺在一篇论文里透露，397所高校当中，仅有101所给予了答复，其中同意公开的有96所，若再去掉未按《办法》要求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的高校，则只剩下92所。严格意义上，这次实验得到的公开率大约是23.2%。

　　社科院法学所遇到的情况稍好一些。2015年，他们申请公开的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校领导社会兼职情况，这同样是《清单》中应主动公开的内容。不过，179所高校里也只有将近一半予以答复。

　　吕艳滨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年寄出信息公开申请之后，有的地址无法寄达，有的寄到却无人查收，有的学校收了之后追问“你为什么要申请公开这个”，很多学校索性不答复，或答复了但回答得不理想。

　　喻恺的经历也类似。他撰文批评部分高校“过度收集申请人信息”，比如，黑龙江某高校要求他们出具所在单位对申请人身份的证明，北京某高校的要求更多，包括告知研究的项目（课题）名称、编号、级别、批准单位及项目（课题）负责人等，而且还须加盖学校或学院公章。

　　另一些高校的处理同样不规范，比较典型的是，山东某高校仅回电进行了口头答复，广东某学院要求喻恺团队来现场办理，而厦门某学院拒绝公开信息，理由为“无意参与研究”，并未意识到信息公开是一项义务。

　　事实上，397所并非喻恺团队全部的调研样本。他们调研高校的数量是1219所，但在相关网站中提供了申请信息途径的仅397所。其余822所高校中，有627所未设立依申请公开栏目，195所虽设立了但链接无法访问。

　　这些原本应主动公开的信息却屡请不出，熊丙奇分析称，原因之一在于部分高校带有“防范意识”。他认为，既然这些信息已是按规定必须面向所有人公开的信息，那就应该推定“没有任何申请人是别有用心的”，“申请是他的权利”，不该再纠结于申请人是谁、有何目的。

　　“申请公开本身就很正常，但如果追问‘你想拿这个来干吗’‘想拿来做文章吗’，这不就异化了吗？大学出现了学术不端，你去申请信息公开，学校问‘你是不是对我们学校有意见’，一旦问你的动机，这同样也异化了。”熊丙奇说，这暴露了一些高校没有保障师生、社会公众充分的批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