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育仁：北大校史新论，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的另一面

一面是政府，一面是学生，蔡校长夹在中间，两面为难，才感到“汔可小休”，本来无可厚非，但这恐怕跟他很有风骨、处处保护学生扯不上关系。但凡有点判断力的人都明白，越是一校之长，越需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坐镇全校，即便辞职抗议，也要光明正大，昭告天下。蔡校长不，他悄无声息地躲到了杭州。世界上有这样保护学生的吗？

傅增湘

蔡校长一走了之，北大人心惶惶。吓尿了的胡适主张把北大迁到上海去，赶紧远离是非之地。但是更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段祺瑞和安福国会，情绪更加激烈。于是两头受气的教育总长傅增湘于两天以后学起了蔡校长，也不声不响地跑掉了。

一方面社会各界四处寻找，一方面大总统徐世昌于当月14日发布指令，表彰蔡氏功绩，希望他能够返校任职。在多方势力的恳求下，躲在杭州的蔡校长终于露面电告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并代理教育总长袁希涛，表示“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候明示。”似乎危机就要化解了。

然而在一周以后，5月26日，躲在南方的蔡校长又突然决定不回北大了。有学者指出，蔡氏不肯复职的原因是政府的挽留没有诚意，“蔡元培的开明民主，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等主张，在政府高层看来，就是一切不安宁的根源。”他举例说：

6月3日，蔡元培收到汤尔和的来信，汤尔和就不主张蔡元培北上复职。汤尔和的理由非常简单：“来而不了，有损于公；来而即了，更增世忌。”与其两面不讨好，不如暂时退隐。（马勇：《暧昧的挽留：蔡元培“五四”辞职后》，新浪历史频道，原载于《南方都市报》）

然而这位学者可能有意忽略了，前留日速成班学员汤尔和也是研究系骨干。此人不仅曾经积极参与策动督军团政变，后来又大摇大摆厚颜无耻地当起了汉奸。令人怀疑，他劝蔡元培不要复职，是真心出于中国教育和蔡元培的荣辱吗？只不过是研究系政客扩大事态，制造对立的权谋罢了。

当然，五四期间脚底抹油的不止蔡校长、傅增湘，还有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和部分团员。有些朋友总爱吹捧蔡校长等民国人物多么民主自由。哦，原来自由民主的精髓是不负责任，关键时刻溜之大吉啊！

顺带提一句，五四运动时孙中山在干嘛？一贯亲日的双鸭山躲在上海搞他的《孙文学说》。等到7月份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的消息传回国内以后，孙与他的同志们才通电全国，要求中国代表“不要签字”。此诚可谓戏精。

（四）蔡主席在一九二七

蔡校长当初教育北大学子：“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毫无疑问，这绝不代表他本人就是这么想的，亦如他鼓吹“劳工神圣”也绝不代表他就真的尊重什么劳工。

1927年3月10日，迁往武汉的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全会有两项决议引人注目：一，废除中央执行委员主席，改由全会选举常委九人，集体执行党的最高指导权；二，制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和《修正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取消军事委员会主席，代之以军事委员会主席团集体行使军事指挥权和军官任免权，主席团七名成员必须由国民党中执委全体会议决定，且其中三人必须不任军职。

很明显，这两项决议就是针对中执会主席、军委会主席蒋介石的。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迁都武汉的事情，原本是蒋介石极力鼓吹的。蒋公原意是想通过在武汉召开党代会，限制唐生智的权力，为他自己谋求党权。没想到武汉党中央居然踢开自己单干，气急败坏的蒋公遂一下子变成了亟欲去鲍罗廷而后快的反共者。

蒋公第一反应就是在南昌另立中央，奈何财政部长宋子文不给钱，走投无路的他决定占领上海谋求金融资本家的支持。此举不仅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由来，更开启了国民党党权、军权长期内斗内行的光荣传统。而那位当初口口声声“非为做官”的蔡校长，如今心满意足地做起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武汉与南昌之间，他机智地放弃了政治正统派，选择了军事实力派。

3月21日，还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激战正酣之际，曾经鼓吹“劳工神圣”的蔡校长就与大右派张静江在杭州秘密商定如何屠杀那些为他们进驻上海铺平道路的劳工阶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