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中国作家只能窃窃私语？

赵勇 北师大文学院教授　　

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在中国火起来之后，我已写过两篇小文章，谈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如今亲眼见到了他，就有了再写一篇的念头。10月11日，顾彬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做了题为《21世纪中国文学状况》的演讲。演讲总共谈了四个问题：一、中国当代作家与外语的关系；二、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上的位置；三、中国作家的版本不可靠；四、谁能代表中国作家。由于他的一些观点早已在媒体亮相，这次演讲应该不会带来多少震惊效果，但听他完整地呈现自己的想法，依然会让人产生许多思考。比如，在这次演讲中，顾彬教授又一次强调了外语之于作家、学者的重要性。他说一个作家不懂外语，自己的作品就只能靠别人译成外文，自然他也就只能任人宰割，无法知道自己作品翻译的好坏。有的作家找到了一个好的翻译家，他的作品就会在某个国家走红；反之，即使他的作品被译出去了，他也只能是默默无闻。他举了杨炼在德国、北岛在美国被翻译、接受的例子，让人觉得这里边果然存在着为人忽略的问题。

很可能是许多方面我都能够同意顾彬的判断，所以从一开始，我对他那种被媒体放大的言论并不吃惊。但这次演讲听下来，我却依然有些意犹未尽：许多问题他只满足于罗列和呈现，却并没有很好地去挖掘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中国当代作家的外语确实提不到台面上，但什么是他们外语差的原因呢？顾彬教授把它归结为作家的顾虑——害怕学会了外语却破坏了自己的母语。可能确实有一些作家是这么考虑的，但我觉得这不是主要原因。要我说，外语问题得与作家的大学教育问题联系到一起。我没有做过具体统计，但凭感觉也能意识到，当代作家中是有许多人没有接受或者没有完整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结果他们虽然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了文学的殿堂，却普遍后劲不足。我曾在一些当下走红的作家那里读到过一些言论，深感吃惊。他们因为种种原因没读过大学，却反而觉得是一件幸事。当今中国的大学成了李零所谓的“养鸡场”，这是另一个问题，但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你连“养鸡场”都没进过，怎么能感受到四、六级的氛围？又怎么能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当代文学提不起来，与许多作家没受过大学教育有关，而不懂外语或外语不好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

由此我想到了希利斯·米勒的一个说法：“大学培养出来的作者，大大影响了我们的文学观。比如德国的史莱格尔兄弟，以及德国浪漫派的所有批评家和哲学家。英国的例子，可举出毕业于剑桥的华兹华斯，他的《抒情歌谣序》为数代人定义了诗歌及其用途。在维多利亚时代，受教于牛津大学的阿诺德，是英美两国将文学研究制度化的奠基人。”沿着米勒的思考来琢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状况，我们可能会发现，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受过大学教育、留过洋的作家，确实影响过我们的文学观，但当代作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却微乎其微。遗憾的是，这项内容似乎没有被顾彬列入他所谓的五粮液(现代文学)二锅头(当代文学)论之中。

顾彬的这次演讲还让我意识到，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种种非议其实并非顾彬的发明，而是中国作家、学者们自己的说辞。顾彬这几年频繁来往于中德之间，我们这里的一些说法就成了他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参照。但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把这种声音传递到公共话语空间，却不得不以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出现呢？演讲结束后，我曾向顾彬教授请教当代作家发不出自己声音的原因，他的回答是，当代作家现在考虑得更多的是待遇问题，而不是文学问题，所以他们噤若寒蝉，不敢说话。有意思的是，待遇之说也并非顾彬的思考所得，而是他从一个中国诗人那儿听来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国作家、学者的愤激之辞往往是私下场合的产物，而汉学家顾彬却把它们放到了公共舆论空间里。在这个意义上，顾彬成了一个代言人。出产于中国的话语还得绕道德国才能公之于众，也真是费劲，但我们也不妨往好处想一想：幸亏我们还有顾彬，否则就只剩下一些窃窃私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