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大学老师为什么很难相互赞赏？

剑桥大学退休教授Terri Apter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评判的书《Passing Judgment: Praise and Blame in Everyday Life》。Apter说，我们经常被告诫 “不要评判人，免得被评判”（Judge not, lest ye be judged. 《圣经》语），然而，我们一直在不断作出正反两方面的评判。这也应了一句中国古话：“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他说，人类的大脑已经“被驯化”了，我们需要在群体中生存；我们小心地评判他人，并监控他人对我们的评判；如果这些评判是负面的，我们可能会被逐出那个群体。

由此和通常看来，评判是很可怕的，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的。难怪在咱们国度，有人把“知人不评人”列为人最大的修养。如果对“知人”全是不客观公正的负面评价，那么“不评人”的确可以视作是一种很高修养；反之，如果能慧眼识珠，发现“知人”之优点并对此赞赏有加，这种赞赏又激励了或哪怕愉悦了“知人”，那么在评和被评无法避免的现实世界，这样的“评人”似乎还是多多益善的好，所以修养高低的判据从评不评人改为如何评人也许更好。

如果把如何评人作为一种修养高低的判据，那么生活在高尚圣洁之“象牙塔”的大学老师，理当有最高修养。然而Apter发现，大学老师对学生们倒是经常给予赞赏和鼓励，但相互之间的赞赏就很吝啬了。他说，学术界存在赞赏稀缺的问题（In academia, there is the issue of praise scarcity），而自私自利的偏见比比皆是（Self-serving biases abound）——莫非“自古而然”的“文人相轻”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依然普遍？

例如，在各级各类人物之间的高调辩论中，在日常会议、讲座和非正式讨论中，这样的偏见显而易见。通向开明的学术进程充满了心理学家所谓的“办公室政治”（office politics）和“指责游戏”（the blame game），即人们用各种手段来获取赞赏，展示一种避免指责的坚定决心。难道大学老师处在一种貌似人格分裂中？——他们一方面渴望赞赏，另一方面又指责他人（至少吝啬对他人的赞赏）。

大学老师为什么很难相互赞赏呢？除了佛说的“好喜乖离、更相斗讼”这种众生都有的劣根性外，定然还有一些大学文化中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大学可能是世上最热衷于评判的场所——评论文、评项目、评职称、评帽子……就算你不在乎这些高大上的评，你至少必须年年接受评合格、算工分、核奖金吧。而日常生活告诉我们，一个热衷于评价评比的群体往往最滋生鸡蛋里面挑骨头的人。Apter说，在局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地位和贡献差异，往往被老师们对彼此工作的认真细致评价放大了。这遵循塞尔定律(Sayre's Law)，即对评价的兴趣总是和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重要性越小的事情，人们越有热情去争议，越评越想评。另外，根据这条定律的发明者W. S. Sayre的说法，学术政治是最残酷无情的政治形式，因为风险很低。当评头论足的风险很低时，赞赏总是稀缺的。

第二，大学老师接受的是批判性训练，干的是批判性活——科学研究需要批判性思维，指导研究生传授的是批判性思维——他们难免把这种批判性思维带进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在外界看来，大学老师如果缺少了批判，可能就不是真学者了。当大学老师被邀请对一篇论文、一堂课或一个想法作出回应时，很可能会指出不足。我们经常听到对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走过场或一团和气的诟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不管在任何场合评价任何学术或学者，如果没有批判的声音，那就不学术了。在很多正统型教授看来，赞赏的声音会冲淡学术气氛。有高人指出，在学术界，赞赏的声音是完全沉默。也就是说，作为学者，说话就要批评，不说表示赞赏。

第三，大学越来越像个竞技场，竞技的最重砝码是老师们的著作或发现，当大学老师的声誉和地位与他们自己的著作或发现联系在一起时，相互赞赏便受阻了。Apter说，面对批评，学者们容易受到“威胁僵化”（threat rigidity）的影响——它是一种常见反应，其中人们更倾向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在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时便将自己的观点靠近别人的观点。赞赏他人，一方面助长了他人的声誉，另一方面也不利于自己的观点被认同。理论上，尊重不是一种有限的商品，但它所产生的奖励和职位是有限的。当你的地位依赖于只有少数几个被挑选的同事阅读或理解的研究时，当那些同事被激励去把他们的工作看作比你的工作重要时，你可能会感觉到不安全——这种感觉不太可能激起对别人的慷慨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