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网西迁精神的本质

西迁精神的本质

赵大良

　　最近，西迁精神成为舆论的焦点，但是也有泛化的趋势，有必要将我这篇旧文发出来，探讨。

一、西迁的一般含义

　　从字面上来理解，迁就是迁徙，西迁就是一种向西的迁徙行为，也就是从南、北、中、东几个方向向西边的迁徙。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迁徙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社会现象。在迁徙的形式上：有群体性迁徙，也有个体（或家庭）性迁徙；有主动性迁徙，也有被动性迁徙。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从迁徙的目的上，将迁徙分为这样三种类型：

　　一是“自然迁徙”。自然迁徙是指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由社会、自然条件恶劣或者是自己认为不适应的地域迁徙到自己向往的地域，以便实现繁衍生息，主要表现为“逐水而居”“孔雀东南飞”“农村想城市转移”等主动的迁徙行为，包括世界范围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工作移民等，往往表现为迁徙主体的主动选择，主要特征是“趋利”，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鸟有“冬去春归”，人有“北漂南移”，这种生物本能的选择，目的是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是“避险迁徙”。避险迁徙是指人们为了躲避自然灾害、战争或者是仇家，而被迫远离故土，远走他乡寻找安息之所。这其中多数是以暂时的“躲避”为目的，躲避于自然、交通条件比较恶劣的地域，寻找更加安全的生存环境。其与自然迁徙的本质区别是被迫性而不是主动的选择。尽管一些“避险迁徙”行为也迁往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但安全还是第一位的；尽管“避险迁徙”也有长期定居，融入落后地区的开发建设之中，但不是主动的选择，如战败一方的大规模迁徙。其主要特征表现是“避害”。

　　三是“开发迁徙”。开发迁徙是指人们基于理性的认识，为了改造自然、促进社会发展而由生存环境相对优越的地域向需要开发的、社会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域的迁徙。对于个体而言，并不一定是每个个体都是完全自愿的，但作为社会群体性行为和国家战略确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可的，是由一批先进分子的率先垂范所促成的。在群体性行动过程中，一部分人推出但大部分还是坚持下来。“开发迁徙”的特征既不是低层次的“趋利”也不是“避害”，追求的是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将个人的人生价值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自觉地结合在一起。历史上的“屯垦戍边”“国防科研”和“交大西迁”等都是这种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实施的群体性迁徙。

　　从群体意识的角度来看：“自然迁徙”是群体的主动追求，迁徙的结果是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趋利；“开发迁徙”也是群体的主动追求，但迁徙的结果是放弃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追求的是自我价值实现；“避险迁徙”是群体的被迫选择，从结果上来看：迁徙到发达地区的类似于自然迁徙，既趋利又避害；迁徙到落后地区并长期居留下来的类似于开发迁徙，融入当地的发展之中；迁徙到落后偏远地区一段时间以后又复员的，是“避险迁徙”主体，如果将抗战时期的高校“迁徙”也简称“西迁”的话，大多数是属于“避险迁徙”。

　　我们所要纪念的应该是为了了祖国的西部开发，扎根西部、建设西部的“开发迁徙”，包括以“交大内迁”为代表的和以“抗战迁陕”为代表的西迁。

二、西迁的本质属性

　　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也同样存在着三种的不同的迁徙。高等院校多聚集在沿海发达地区，这就是自然迁徙的结果。沿海发达地区有条件创办更多的高等院校、容纳更多的人才以外，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自然流动提供了可能。这种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十分强大的动力，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造成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的平衡和稳定。解放初期，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大批沿海发达地区的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西北、西南，则是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开发迁徙。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纷纷入黔、滇、川、陕就是典型的避险迁徙，而以“西北联大”为代表的“抗战迁陕”从一开始就肩负着开发西北的“国家战略”，抗战胜利后留下部分人员致力于西北开发，这又具有开发迁徙的特征。今天，以西迁的名义昭示于世的往往是将“抗战西迁”和“开发西迁”混淆在一起，统称“西迁”，应该说：这不是我们设立“西迁纪念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