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投稿生涯 黄冈新闻网

屈指算来，我的投稿生涯已有50年了。1968年我高中毕业，回到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家罗田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高寒山区。那年，老家生产队试种二季稻成功了，一位驻点的公社干部对我说，这里以前几次试种二季稻都失败了，今年通过技术革新获得成功，得到了县革委的表扬，你写篇稿子投给报社为社员鼓把劲。于是，我调查一番后，写就了一篇稿子，这位公社干部过目后说，写得不错，明天到公社邮电所发给《黄冈报》吧。

我家离邮电所有20多里，全是七弯八拐的崎岖山路，来回要4个多小时。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带着5枚鸡蛋去换邮票钱。当我在信封上写好“黄冈报编辑部”收，贴上邮票，交给一位40来岁的女业务员后，她便问：“给报社投稿吗？”“是的。”我答道。“投稿不用贴邮票，写上邮资总付就行。”我写好递给她，她拿起剪刀在信封右上角剪了一个斜口。那邮票岂不浪费了，我真有点心痛。女营业员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着说：“你贴的邮票我负责撕下来，退8分钱给你。”我接过8分钱连连道谢。此后，我才知道投稿是不用贴邮票的。

第二年冬天，我应征入伍，来到河北的铁道兵某部当兵。当时，新兵班订有《铁道兵报》和北京军区办的《战友报》，文章的署名都是“本报记者”“本报通讯员”或“××报道组”，从不署真实姓名。此时，新兵连刚好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效果不错。我利用星期天写了篇报道，又从自己每月6元津贴费里拿出1元买了几个大信封，写上“邮资总付”，并在右上角剪个口子，分别寄到《铁道兵报》和《战友报》，两个星期后，先后发表。这立即引起了连指导员和新兵团政委的注意。他俩找到我问明了情况，又看了底稿，第二天就调我到新兵团政治处学习和帮助写材料。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借调到团政治处宣传股报道组，在一位连职新闻干事带领下，扛着背包，长年奔波于分布在数百公里的连队和施工现场采访、写稿。第一年，我上了《铁道兵报》和《战友报》共16篇，尽管有的是“豆腐块”或“萝卜条”，政治处领导还是满意的，年终总结时受到了表扬。第二年，随着经验的积累，采访的深入，上稿率也逐渐提高，尤其让我兴奋的是，有3篇稿子分别被《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发表，这是国家级大报啊。我信心大增，笔头更勤，全年被报刊采用了50多篇，年终受到团嘉奖一次。第三年春，我动了上《人民日报》的念头。此时，《人民日报》常发表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我认真学习分析后，便根据采访一位风钻能手的事迹，写了一篇投往《人民日报》编辑部。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人民日报》理论部邮来的一个大信封，鼓鼓的，我想肯定是退稿，心凉了，直到晚上才打开看，发现稿子里夹有一张手写的信笺，说稿子有基础，但需要修改，并提了具体修改意见。于是，我用两天时间认真修改后，又寄过去，又过10多天，《人民日报》编辑给我邮来了小样，告之“拟刊用。”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在四版显要位置发表了这篇文章。团政委看了十分高兴，说我们团成立16年来，第一次上了《人民日报》。年终结合我全年的新闻报道成绩，给我记三等功一次。

发表文章能署实名和实行稿费制度，大概是从1978年1月开始的。我记得第一次领到稿费是一篇消息，先后被《铁道兵报》和《解放军报》采用，分别寄来2元和5元稿费，尽管只有7元，别人也羡慕不已，因为当时连职干部月工资只有52元或60元，团长月工资也不到90元。1983年在百万大裁军中，铁道兵部队全部由兵改工，划归铁道部。我便从师政治部新闻干事岗位上，转业到家乡的县委机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调整，在地、市、省报和有关刊物开始上稿。当然，回到地方后的投稿全是业余的，出于爱好而已，写稿投稿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一种心声的倾诉，一种社会责任感的表白。每投出一篇稿，就会有一份新的期待。我就在这次第的盼望中，不论得失与否，都能充实着生命的内涵，妆点着鲜活多姿的人生。正因如此，我虽年近古稀，对投稿仍痴心不改。

四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写稿投稿形式变化之大，令人惊叹，时下由电脑敲打，点下电子邮箱即可，方便、快捷。尤其是网络传播的飞速发展，大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足以让人的才情充分挥洒。如果说一滴水珠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那么，从写稿投稿的变化中，也浓缩着时代的变迁，见证着社会的发展，记录着改革开放大潮中每一朵具有时代意义的浪花。

（实习编辑：刘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