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随着21世纪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互动更加密切，尤其是各种思想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更加频繁。这使得西方国家更容易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利用最新的媒介工具，通过文化产业、学术理论等手段竭力宣传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及宗教信仰等，企图在中国人中培养西化的价值取向，解构中国文化的根基，构造中国文化低劣或不如西方文化的印象，并对中国社会制度和领导人进行丑化，削弱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我们要特别警惕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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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新式传播媒介的不断更新，尤其是微博、微信、推特等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并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挑战。这也使得新时期西方国家对我国文化渗透的花样不断翻新。

　　一是通过网络进行文化渗透。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就非常重视通过新式媒介进行文化渗透，宣传殖民主义奴化思想，为其侵略中国、控制中国制造舆论。例如，传教士李提摩太除了著书立说外，还通过创办中文刊物、主持翻译书籍等来影响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企图操控中国的政治方向。他甚至委托各地传教士亲自去科考现场免费分发书刊，因为他深信，影响了这些读书人就等于控制全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封锁遏制政策，利用新闻媒体在中国周边国家中煽动中国威胁的论调，极力破坏新中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例如，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美国动用庞大的记者代表团，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谣言，试图引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与恐惧。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发布别国人权报告，以人权为武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同时，美国通过广播电台宣传西方价值观，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如美国之音电台、自由亚洲电台专门开设了针对中国的栏目，利用人权、腐败、环境等话题大肆攻击中国，并把这些问题的根源归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企图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及智能手机用户的日益增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靠其对网络技术的垄断，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通过微博、微信、推特、脸谱等社交新媒介，进行文化渗透。例如，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暨劳工局自2008年至今已经投入数亿美元来推进所谓的网络人权。正是借助了网络时代的各种新媒介，西方国家往往蓄意操纵新闻的传播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丑化和妖魔化中国，诋毁中国政府的公信力，企图使中国人思想混乱，并丧失对中国文化、制度、体制的信心，从而达到分化中国、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二是通过西方文化产业的植入进行渗透。近代西方教会势力和资本势力进入中国以来，纷纷在华创办学校。民国初期，外资在华所办高校约占中国高等教育的80%。这一方面是为了培育其在华的商业助手，进而达到对华倾销商品的目的，另一方面是通过教育传播西方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并使其成为传播西方文化乃至控制中国的媒介。清末一些美国人在提出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建设清华大学的建议时，就鼓吹“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基于此，清末时的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西方诸国竞相在中国办学的目的：“然后知彼族谋国之深心，在挑起我国人种族之恶感，而离析其敌忾同仇之心志，使移其对外之竞争，用诸对内，以完全一统之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利用其文化产品（电影、电视娱乐节目、流行音乐、广告等）和大众消费品（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迪士尼等）的输出，潜移默化地推广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乃至政治制度等。这些文化产品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人的消费观，引发了一些中国人的物欲症和攀比心理，使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民众中有所蔓延，也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中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

　　三是通过西方学术理论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利用人种学、国际法等知识构造文明等级论，将西方文明置于中国文化之上，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构。而不少晚清维新人士不但不拒斥欧美人的文明等级论，还甘愿承认自己是半开化民族，把加入文明国家的行列作为实现自身现代化的紧迫目标。梁启超在《文野三界之别》中写道：“泰西学者，分世界人类为三级：一曰蛮野之人，二曰半开之人，三曰文明之人。其在《春秋》之义，则谓之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阶级，顺序而升，此进化之公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认也。”其文明等级论实质是西方国家构造的一种话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