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近日，高考开始放榜，各地纷纷公布录取分数线。教育部长陈宝生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中国教育“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现象应该扭转，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

　　现实中，“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现象比比皆是，这带来了诸多弊端，比如违背了教育规律，妨碍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同时，大学阶段学生们并未得到很好的科研能力与创新能力培养，毕业论文的“关卡”形同虚设。2014年《劳动报》做了一份关于《大学生会花多少时间写毕业论文？》的研究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超过90%的本科生用不足30天完成论文，有47%的学生甚至只用了不足10天。

　　坦白说，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在“快乐的大学”能否学到知识，最终走上工作岗位后会得到检验，但是对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当下来说，这些现象迫切需要改变。“玩命的中学”现象的存在，令我国许多教育改革无法推进，比如为中小学生减负，最终可能会变为校内减负、校外补课的现象；对于各地超前教育的辅导班的清理整顿，可能会因为家长们需求的存在而令行不止。最重要的，对于学生而言，在培养综合能力素养的中小学阶段，却拼命刷题，这使得教育失去了原本的面貌。

　　但是，“玩命的中学”背后暗含的又是教育资源投入不平等不均衡的问题，这种不均衡存在于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一个城市的区与区之间，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存在稀缺性，并且投入的不平衡存在惯性，因此人们都希望能够通过高分进入好学校获得优质教育资源。尽管高考制度需要种种改革，但是目前来说它依然有最具公平性的人才选拔制度。在一个文凭占据很重要地位的社会里，进入好的高中，考上好大学，几乎是大部分学生的最重要目标。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令人担忧的本质原因是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得到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而在大学阶段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培养。大学究竟是为了文凭还是应该有更多的含金量？无疑是后者。教育部长陈宝生指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职能，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在高等教育中是具有战略地位的教育、是纲举目张的教育。

　　不过，文凭社会也并非铁板一块，正在因为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在不断被打破。尽管文凭依然重要，但是市场需求也不断体现出了对人才“奖惩”的凌厉之势。近来，许多观点都在讨论大学专业设置的问题，不少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我国市场上受欢迎的专业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大学也应该根据市场需求尽快改进专业设置。这是必要的，对于大学生来说，由行业选择带来的收入回报甚至高于教育投资回报率，也就是说，行业选对了，那么收入比其他一些行业会更高。举个例子，相关课题研究表明，在条件相似的毕业生中，仅仅因为进入了新兴服务业，其工资至少显著高9%。大学及时回应市场需求，也应该是改革的重要一环，毕竟，如果教授的内容与市场脱节严重，那么会有多少学生能够静下心来学习呢？

　　另外，在我国的一种普遍现实是，学生们普遍缺乏对自身发展规划的教育，“玩命的中学”时代，都在拼命刷题，唯一的目标就是高考能考上一所好大学，而缺乏对自己人生的规划。上了大学之后，顺利毕业取得文凭则又成了唯一目标。一些大学生甚至自身并不太适合进入学术性的大学，他们的性格与特长可能使得他们更适合高等职业教育的要求。学术类大学，应该注重人文、科学、社会等教育，而职业类高等教育则着重在专业训练，强调职场上的技能应用。在德国，想要就业的人在高中后就会选择职业学校，而想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才会去读大学。

　　可见，要想改变“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需要教育改革中许多环节一起推进，这首先要推动教育资源投入的均等化，不断消除不平衡现象，才能将中学教育从原本浮躁不安的状态解放出来，更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素养的培养，再辅以人生职业规划的培养。其次，高等教育制度需要尽快推进，推进高等职业教育。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让大学负责来培养那些真正能够沉下心来从事各领域研究的人才，而想要就业的学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获得专业技能，服务于中国制造2025，助力高质量发展。(编辑 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