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导读】面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中国正在重构自身发展的外部关系和策略，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越来越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心。其中，在地理上与中国西北毗邻的中亚地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既是中国与亚欧大陆腹地联系的陆上通道，又关涉中国的国家安全。然而，与此不相匹配的是，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学术界，对中亚的认知都还停留在浅层。

本文试图跳出从外部大国博弈或国内议程出发认知中亚的流行视角，尝试勾勒近代以来中亚地区面临的种种挑战，及其为适应现代国际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对于中亚本土民众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近代西方塑造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谋求发展。在沙俄、苏联、独立后等各个时期，中亚围绕着现代转型的两大难题——如何参与全新且不断变化的国际经济分工体系，如何实现民族国家转型和国家建设——做出不同回应。如今，中国的向西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则给中亚地区带来超越双重挑战的历史性机遇。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5期，原题为《从帝国边疆到丝路枢纽：中亚地区的近现代转型》，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从帝国边疆到丝路枢纽：

中亚地区的近现代转型

2023年5月，“中国—中亚五国”元首峰会在千年古都西安召开。这是2022年末疫情防控措施调整以来我国举办的首场重磅主场外交活动，也是中国与中亚五国首次以线下形式召开元首峰会。在当下的国际政治语境中，“中亚”一词稳定地指称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构成的地理空间。这一指代关系实际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确立。“中亚”一词源自近代欧洲在“地理大发现”背景下对亚洲中部内陆地区的称呼。而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中，这一地区长期被视为“西域”的一部分。

与亚非拉其他地区相似，中亚自18世纪以降逐渐被纳入由欧洲列强塑造的国际秩序之中。近代以来的全球历史进程主要对中亚构成两方面挑战：其一是国际贸易体系的“海陆之变”。15世纪末，西欧借助美洲白银加入亚欧生产贸易分工循环。自此，跨地域的海洋贸易效率逐渐提升，亚欧大陆腹地的陆路贸易在19世纪逐渐被边缘化。中亚地区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融入以海洋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加入工业化时代全球的发展进程。

其二是政治体组织形态的“国族转型”。近代欧洲列强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刺激了军事和工业技术的持续迭代、资本与国家的深度融合和国家能力的不断强化，国族（Nation-State）成为动员能力更强的政治组织方式。在内部塑造国族的同时，欧洲列强往往占据规模不等的海外殖民地，且建构以“文明使命”为底色的各类“帝国理由”，形成国族—帝国的双重面向和母国—殖民地的国际体系。对于中亚地区而言，如何借助技术革新改造传统社会结构、建构国族以求生存，是另一个长期的挑战。独立30余年，中亚五国至今仍受制于这两方面的挑战，但“百年大变局”为各国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

▍从“鞑靼利亚”到“中亚”：俄苏传统下中亚地区的现代转型

就自然环境而言，中亚大致可分为北部草原地区和南部绿洲地区。草原地区东连天山北麓和蒙古高原，西通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流域，是东亚游牧部落向西、向南迁徙的枢纽。绿洲地区则是伊朗高原和印度河流域人群前往塔里木盆地和中原地区的必经之地。在古希腊、古波斯和汉代史籍中，后世学者可清晰地辨认自古以来中亚地区存在的游牧和农耕两种生产方式。该地区的游牧和农耕人群以商贸、传教、征战和游历等形式活跃于亚欧大陆各地之间的交流中。无论是汉代的康居、乌孙、大宛和大月氏，还是唐代的西突厥、突骑施、粟特，其内部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以及在亚欧大陆各地之间的分工均存在较强的延续性。

中古时期伊斯兰教的传入和蒙古西征是改变这一地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两个重要进程。前者奠定了今天中亚五国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文化特征，后者则塑造了19世纪俄国征服之前中亚各地诸政权的内在联系：由金帐汗国解体后形成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克里米亚汗国、西伯利亚汗国、乌兹别克部南迁形成的布哈拉和希瓦政权，以及哈萨克各部均尊奉成吉思汗的男性子嗣为汗王，大致分享由阿拉伯—波斯和草原游牧传统混融而成的文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