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公司给员工办幼儿园吗？企业办学2.0时代到来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华清 午后，广州一所幼儿园里，一个不到一米高的小男孩绕着参观者跑来跑去。魏文华弯腰伸手把他捞过来问：“你叫什么名字？”小男孩答了自己的名字又被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小男孩没有立刻作答，园长在旁边笑着提醒他。“你还记不住你爸爸的名字呀！”笑完的魏文华在小男孩的左脸上亲了一下。

作为广东芬尼克兹节能设备有限公司（简称芬尼）的大客户事业部总经理，魏文华认识这个幼儿园很多孩子的父母。这些孩子每月都在芬尼的员工活动上走秀、表演，公司员工对这群小家伙并不陌生。

事实上，这里是芬尼于2015年在芬尼创意园的办公楼里创办的企业幼儿园，只招公司职员的孩子，幼儿园职员也享受公司员工待遇。目前幼儿园有43个在读孩子，实行混龄制，分为花果山和水帘洞两个班。

在中国，这不是唯一一家办幼儿园的企业。

在上海，早在携程亲子园虐童丑闻被揭露前，上海总工会公布的职工亲子工作室名单已达59家，携程亲子园只是首批试点之一。

在北京，今年两会期间，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机关企业应该恢复开办幼儿园”。北京市副市长介绍，北京未来三年大约有幼儿园适龄儿童60万，将面临大约17万的学位缺口。

在东莞，一些制造型企业虽然规模小，但由于用工难且大多员工来自外地，不得不给员工办幼儿园。

即使是在一线城市，幼儿教育的资源也算不上充沛。在全面放开二孩、员工期待更多福利的背景下，不少企业办起幼儿园，即使由于资质等缘故无法对外招生，也期望能解决员工的后顾之忧，拉近与员工的关系。“福利比收入更重要。”芬尼创始人兼芬尼克兹CEO宗毅，在自己的书中如此解释芬尼办幼儿园的原因。诚然，企业为员工办幼儿园甚至办民办学校颇显人情味，但也增加了企业的支出和管理风险。

自家幼儿园

蒙修仁、曾娟和陈丽珍均是芬尼的老员工，在芬尼工作时长少说也有9年时间。三人都是从外省来到广州，也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了芬尼自办的幼儿园。

蒙修仁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家里长辈曾到广州帮自己带女儿，但不是长久之计。

等女儿到了上幼儿园的适龄年龄，他曾物色过幼儿园。公办的太远，民办的学费虽比公司的低数百元，但不少课程要另外收费，算起来也跟公司的幼儿园差不多。此外，他也很欣赏公司幼儿园采用的蒙特梭利教学方法，所以选择了这里。

如果不把孩子送进幼儿园，陈丽珍和曾娟的孩子就会成为老家的留守儿童，这是两位妈妈都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将孩子送进芬尼幼儿园之前，陈丽珍询问过身边的同事，一个同事将孩子从别的幼儿园转回了公司幼儿园，家长觉得，孩子在公司幼儿园会被照顾得更好。

由于没有带孩子的人手，曾娟的女儿一岁半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但孩子太小，别的幼儿园基本不收。曾娟回忆，女儿刚上芬尼幼儿园时显得很焦虑，她也不敢在上班期间去看孩子，否则就走不了了。适应一段时间后，女儿反倒喜欢上幼儿园，园里的玩伴和玩具比女儿在老家的多。“我下班之后也会带她逛我工作的地方，她知道我就在附近。”按照曾娟的计划，女儿很大概率会在公司幼儿园一直待到上小学。

芬尼幼儿园园长介绍，幼儿园的孩子人数稳定在四五十人，配有教师、保育员共10人，园区室内面积有600多平方米，设有开放餐厅、活动室、卫生间、洗衣房、厨房等。孩子的活动场地包括两个室内体能活动室、一个悬空泳池、一块菜地和一块沙地。该园采用意大利蒙特梭利教学法，开办游泳课、打架课、儿童财商课等课程，培养孩子认知、体能、艺术方面的能力。目前，每个小孩每个月交的费用为1千元，公司每年额外投入两百多万元用于幼儿园的日常运营。

这所幼儿园在芬尼创意园投建之初就被纳入规划。目前，芬尼共有员工一千多名，其中800多人在芬尼创意园办公，而创意园地处广州南沙区，较为偏僻，周围幼儿园少。芬尼的年轻员工比较多，如果员工早起送小孩上幼儿园再来上班行程很赶，下午四点半孩子放学公司还没下班，员工又接不了孩子。为解决这些困扰，芬尼幼儿园应运而生。

风险与博弈

企业没有义务解决员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若能在这方面出一份力，看起来确实建立了与员工更为亲密的关系纽带，但这条纽带需要汲取来自企业的营养。

距离芬尼创意园70公里左右的东莞松山湖台湾科技园一处，清澜山学校的校区正建设得如火如荼。清澜山学校是一所国际学校，计划开设幼儿班、学前班、小学、初中、高中，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资、清华附中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日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