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当代电影》2018年第5期

1937年，谷剑尘在《教育电影》一书中对“电影教育”和“教育电影”做出如下定义：前者是从教育的观点看来，专指用电影作为方法和手段来实施教育，只要能够发挥教育的功效、获得教育的效果，包括娱乐、宣传、宗教、广告、新闻、教育影片；后者是以教育的立场为教育而特制的影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则接近于“电影教育”，强调电影对于社会大众的教育意义，狭义则专指教室内的教材电影。由此可知，“电影教育”范围更广，接近我们今日认识的“媒介素养教育”。本文探讨以儿童为传播对象的电影教育活动，简称“儿童电影教育”，包括教育观念及涉及电影审查、推广、摄制等环节的教育实践活动。

安德鲁·琼斯教授在《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文化》一书里提出，随着进化论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广泛传播、儿童教育改革及儿童消费产业的出现，儿童承载着“发展”话语、被时人发现，成为勾连认识论、意识形态、制度及商业运作的分析范畴。本文参考琼斯教授对于民国时期“儿童”论域的敏锐观察，关注时人围绕“儿童电影教育”的表述及论争，以儿童为切入点，审视电影这一新兴媒介技术、现代教育与政治话语之间的关系。

一、 儿童电影教育兴起的时代背景

1.世界范围内视觉教育思潮与儿童权利保护运动的发生

电影的发明最初是为了教育，而电影教学的原理则依托于视觉教育。根据1934年美国Education杂志研究，“视觉教育”指“所有应用各种教材——如挂图，幻灯，展览品，标本，模型，以及电影之类——经过感觉器官的技能者”，注重在学习过程中的具体印象。19世纪末，挂图、幻灯片等各类视觉辅导物迅速出现，同时，以杜威为代表的近代教育思潮强调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视觉教育因为能够调动人类的感觉器官、增强人们的直接印象，成为高效的教育方式，其中电影的教育功效尤为突出。

在世界范围视觉教育思潮的推动下，欧美各国积极发挥电影媒介的教育功效，以广泛的社会大众为对象，实施电影教育。一方面建立电影审查制度、设立影院管理规则、隔离青少年观众，抑制电影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电影国策、设立专门电影院、设置“电影鉴赏课程”，发挥电影的教育功效。

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注重保护儿童的权利，并将儿童问题视为左右国家发展的关键。美国、日本、苏联等国针对儿童观众专门播映或制作影片。据《申报》1924年的报道，美国已经注意到儿童观众的特殊性，倡导“星期六早晨电影”（Saturday Morning Movies），专供儿童观看；并且以儿童接受能力为考量，审查播映题,优先考虑儿童的真实要求，控制播映时间，省却儿童的劳力。苏联、日本两国亦有针对儿童专门播映电影的举措。1927年，莫斯科召集电影会议，决定摄制25% 的儿童电影，并设立专门机关从事研究，特别提到卡通影片对于儿童的吸引力。1928年，东京市与29家电影公司合作，定星期日为“儿童电影日”，放映教育影片。

《孤儿救祖记》 剧照

2.我国电影教育的开展与聚焦儿童教育的社会问题片的涌现

自电影进入中国以来，国外电影教育的经验便通过报刊翻译与介绍，为国内电影教育的施行提供了参考。1914年，有人主张借鉴英国电影研究与审查的经验，利用电影馆宣讲、教育机关设立审查会、慎选影片材料等方式，发挥活动电影的教育功效。1928年，《新银星》杂志的编者呼吁国内教育界注意世界的教育潮流，尤其是以影片代教科书的视官教授法，认为电影与教育并不冲突。1929年，徐公美提倡借鉴欧美各国的电影立法、电影检查规则等制度，扶助国内电影业的发展。